那么这种心理秩序的调适，它会体现在各个方面，会体现在双方在战略利益的博弈上面。也会体现在双方老百姓，以我们内部来说，可能我们的一些网民，我们的一些愤青，我们的一些民众，一些鱼目混珠的，没有梳理好的情绪。同样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像这样的澳大利亚如此可笑的一些故事，我不认为这是对中国有敌意，它只能说是“非常可爱”的一种对中国的恐惧感。这种就是战略的敌意，人性的恐惧。我觉得在随着中国崛起，在中国崛起的世界国际秩序、经济秩序、文化秩序、意识形态秩序带来的背后，带着人心理秩序上的调适，我觉得这倒反而是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

任韧：对，这些矛盾的产生，可能就是因为西方的某些人他的心理秩序没有调整好。那对于中国来说，您认为中国应该怎么来应对？

邱震海：面对这个问题，当然是我们要注重我们的国际公关，这个是一个从策略上的，但是我觉得从公关上来说，这个还不够，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整个的民族，所谓的心理秩序调适，肯定不是单方面。当西方指责中国的网民，中国的愤青过于情绪化的时候，我们认为是不公平的。因为同样在西方的民众当中也是如此。

同样，我们也不能光指责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一种误解，这里面有一些是充满敌意的，也有一些刚才我说是人性的，自然的反映。如果我们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如果我们中国是在过去五百年相对发达的一个地区。当然我们面对另外一个超级大国，有可能会超过我们，对我们形成威胁的时候，我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我想同样如此。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其实大家就需要沉静下来，需要梳理。这个问题其实之前我们已经在许多不同的场合都提出过了，首先需要对我们的情绪进行一种非常理性、非常客观的梳理，首先要找出问题的来龙去脉，然后找出问题的来龙去脉之后，剖离或者剥离情绪，还事件的本貌，以它本来的本貌。同时，我们战略高度，对话的高度，绝对不是说你站在你的高度，我站在我的高度各说各话。虽然说有时候我们说对话，倾听对方的声音也是双方缩小差距的第一步，但是一个人如果只是站在自己的圈子里头，我说我的话，你说你的话，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一定要站在双方共同的一个高度，站在人类历史的这么一个高度，站在我们都是共同的房顶。地球就是我们共同的屋子，那么我们能不能站在东西方共同的房顶，同时来回首过去一千年也好，过去五百年也好，我们走过的许许多多道路，等一下我们有时间可以讲，这个道路包括现代化，包括现代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价值观，包括价值观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心理上很多优越感，或者很多迷盲感也好，来梳理我们的情绪，然后共同寻找我们的出路。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那么我们希望在我们分析许多国际事务的同时，这是事务的表层，其实背后有很多心理秩序的东西在发生作用。我想至少我们也不要忽略这一个层面。

任韧：对，这就需要东西方都有那种高屋建瓴的思想家，能够来完成这样一个启蒙和思想交流的过程。

邱震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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