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2009年12月28日《时事开讲》节目播出，以下为文字实录：

姜声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他的年终讲话当中，提出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温总表示，现在政府正在稳妥的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就此话题，我们请朱先生为我们做点评，朱先生，请你告诉我们，户籍制度的改革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其他的层面有什么意义？

朱文晖：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了以后，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非常长远的影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

全力解决户籍问题 还农民工30年旧账

朱文晖：它是鼓励农村的居民，去获得城镇的户口。为什么它那么重要？我是长期在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我们说它是外向型的，它的特点是用当地的土地，外资、外国市场。但是内地的劳动力，我们看沿海的工业化都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30年发展非常好，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也可能是中国改革30年一个最大的弊端之一，就是我们没有实现人的城市化和工业的城市化和城市建设的城市化同步。我们的城市已经非常现代化，到北京、上海不觉得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都会。但是我们的人，你比如说拿市场经济发展的其他国家来看，人是同步的，虽然也比较残酷，但是至少这个人，工人，他在简单再生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或者说扩大再生产，都是能够实现，为什么？他从农民变成了工人，从农村居民变成了城市居民，他的子女也逐渐的享受到城市居民所能够得到的东西。

但是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是由大量由农民工非常特殊的群体提供的。什么叫农民工？是农村后面加一个“工”字，是农民和工人的混合体。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享受不到作为城市的人所能够享受的福利，他们的家庭、子女也享受不到。所以我们说，其实30年中国的工业化是欠了中国农民工很大的账。当然你现在说欠了之后你想还给他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要做的，就是新的不要欠。所以我们又回来一个更大的，为什么中国内需总是不足？其实和这个政策，拖的时间过长，没有给在城市里边工作的农民一个正式的身份待遇和他们家庭身份待遇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享受不到这些，他就没有这种需求，他只能回到农村老家去，所以我们从前几年看见国务院陆陆续续出台一系列的文件，去解决农民工相关的问题。当然更大的背景，就是我们对于中国劳动力供求是不是跨过了叫刘易斯拐点有直接的关系。刘易斯是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他的获奖的重要原因就是他说，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当中，很长时间因为劳动力富裕，所以工资水平很低的。但是突然供求差不多了，价格往上走了。所以这几年，包括这次金融危机一个冲击，我们都在问，中国是不是真的过了刘易斯拐点了？

因为你过了，你就可以推行新的《劳动合同法》，可以增加他的福利待遇。如果没有过，你推动，可能会造成工作的减少，大家可能得不偿失。现在基本判断可能是已经过了，所以在这个方面，就可能要做很多的工作，这个工作，它其实又会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你比如社保来说，在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农民工他们也投保，现在规定是投保，不像以前那样，可能雇三个人，就交一个人的保。现在是了，有个人要交社保，工作单位也要交。但是往往走的时候，你只能把自己那份取走。工作单位那份很难取走，因为它不能够跨省进行交易和结算，这次可能非常大的动作，就是全国要把它连起来，你交的和你工作的企业帮你交的是永远跟着你的，你去什么地方都不用怕。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没有这一点，其实就变相的，你工作的地区就剥夺了你，因为那个钱不归你。好了，你这样就可以更大范围的进行流动，而且对你是更公平的。但是我觉得更核心的一点，还是说你到什么地方工作，你只要纳了税，就应该享受当地的待遇，当地的福利。不但你要享受，你的家庭，特别是你的子女，也要享受。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才是更加和谐，所以我觉得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这个，是走出了非常坚实的一步。当然我们不可能指望它就一蹴而就，但是这里边一定要克服各种既得利益，因为发达的地方政府来说，你们来，我很高兴你们来，但是你们走了，我可能很高兴的把你们送走。但是说你们都来了，我怎么办？或者我当地的居民利益怎么平衡？还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都需要综合，但是我觉得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