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齐平：我看是相当的不容易，也不敢说一定达不成，但是目前大家来看确实面临非常大的一个障碍，最大的一个障碍还是因为各个国家对于究竟谁要负更大的责任，在这个方面根本就很难形成共识。你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群体，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它就说今天为什么全球会有这么严重的暖化问题，就是两百年来，从工业革命开始，你们最早这些搞工业的，那就是发达国家了，你们排的碳到现在为止，地球上还没消失掉，所以整个问题你们要负最大责任。发达国家当然就不甘示弱了，它说我也承认过去我们排放了很多，但是你看看最近这几年，最近这几年排碳量最多的，你们发展中国家也不少，而且往往也是名列前茅，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责任都搞不清楚。你说这个共识要怎么谈？因为结论都还搞不清楚，所以到底谁要设定什么样的目标，你怎么设的目标那么少呢？

然后就是刚才讲的你到底应不应该援助它，你应该怎么援助它，在前面那个责任都还没有判断情况下，后面这个问题都很难讨论的。所以我们讲这个情况比较乱，尤其是排碳最大的国家之一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它好像没有办法做一个表率，过去布什总统的时候，《京都议定书》都不愿意签的，奥巴马上台以后比较积极了，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会都有点勉强参加，因为他提不出什么东西出来，为什么提不出来？因为他国内有太多的牵制力量，就是既得利益者对他构成了牵制，所以美国如果不积极，那么全世界各国“你既然不积极，为什么我要积极？”。

王若麟：那中国的立场和主张又是什么？

石齐平：中国是这样，中国从2005年到2012年这个《京都议定书》里面，中国是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在《京都议定书》里面不受到法律上强制的拘束，所以中国基本上还是坚持这个立场，中国和所有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看法是比较接近的，就是说我们是大家共同负责任的，但是这个责任是共同，但是有区别的。有区别的意思就是你负的责任要比我负的更多一点，中国在这方面比如说必须要坚持这个原则，但虽然我不受到法律上的强制拘束，我很愿意、很自愿的承诺一个目标，中国也作出了这么一个宣布，到目前为止国际间对中国这方面的行动还是比较正面的评价。

王若麟：撇开这次会议，中国在今后的气候政策上，你会有什么看法或者建议？

石齐平：我觉得有下面几点：第一条，全球气候的变化越来越严重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而且排碳量现在是最大的国家，我相信全世界对中国有更高的期待，也因此全世界对中国有更高的要求，中国必须要在这边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第二条，要指出中国自己本身是造成全球暖化的一个受影响国之一，举例来讲中国有喜马拉雅山的问题，这个东西融化的话，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对美国和对欧洲的影响。

第三条，在21世纪里面，这种和碳排放相关的减碳的环境产业，肯定是最重要的产业了，值得给予更加战略性的重视。

最后一条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参加很多次会议里面，国家领导人不谈了，参加的都是部长级的，都是气候部长、能源部长或者什么、什么部长，我觉得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职称，我觉得在发改委之下，是不是在这方面也应该配合整个形式发展，适当的时候应该成立一个恰当的部，表示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视，也能够推动相关的一些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