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晖：今天是9月30号，明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我们也恰逢是改革开放30周年，所以正好是赶上金融危机一周年，我想全世界从最发达的美国，到对美国模式有意见的欧洲大陆国家，再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借这个时候在看。那么多年来，这个全世界的发展模式，哪个是对自己有吸引力的，从中可以来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我们从内的新闻来看，特别是关注中国这30年和60年发展的情况来看，我最近看到网上很多都谈到从不同的领域在总结中国60年的模式，但是我们把它概括称为是“中国模式”。

但是你刚才的提问是从20年前开始切入，为什么从20年前开始切入？应该说20年前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受到重大挫折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80年代，1982年出现了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发生以后，从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开始，迅速扩延到整个拉丁美洲，然后到了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它过了差不多10年之后，就变成苏联东欧整个政权的剧变，包括黑非洲这些国家，所以整个发展中世界，就是一片愁云惨淡，就是基本上很多国家，过去几十年发展的成绩，几年之间全部就土崩瓦解了。到了1989年大家都没钱了，所以这个时候以美国为靠山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总结出了这套华盛顿模式，基本上套用的是从里根时期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得按这个方法来进行内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才能够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银行和这个发达国家拿到钱，否则的话你拿不到钱，应该说这套模式在90年代对于稳定全球的经济，特别是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不让它进一步的恶化下去，特别是通货膨胀，不再变成一个恶性的现象，它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到了1999年这个阶段为止，大家都普遍感受到，它可能在治理危机方面有一定的用，但是到底对发展中国家怎么有效的发展，它其实并没有提出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就连80年代没有受影响的，被树为全球经济发展中国家发展新的模式，东亚模式在1998年、1999年也受到了重大冲击，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到了2003年、2004年，等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再反省过来之后，这个时候“北京共识”提出来，它是前高盛的总裁约翰·桑顿在北京时候的助手，叫（瑞某英文谐音）他提出来的，（瑞某）当时还是比较年轻，但他经验非常丰富，所以他一次伦敦演讲的时候就提出这个东西来。提出来之后，其实这几年一直都在热议“北京共识”。所谓“北京共识”，就是你刚才说的那几点，一个是坚持自己国家利益，但是不停的从上到下去追求一个创新，所以他特别谈到，到市场里面都在创新。

其实后来我们看到对于“北京共识”这个提法，国内的专家，并不是很认同，因为他们觉得可能一个外国人看中国的发展，未必有自己看得那么清楚，但是也有一种说法是说旁观者清，后来慢慢就演变成为一个比较大的这种讨论。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一个说法叫做“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其实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也专门出了一本书，来阐述过去60年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一些基本的理念。我们可以把各方现在总结一下，他们提出一些什么东西来呢？基本上第一个就是创新，实事求是，就是不遵循固定的教条，我想这个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精髓，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你的策略。第二个就是在整个经济发展领域，是由市场实现资源的基本配置，就是市场是一定要做的，这就和前30年以计划来配置资源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的，但这两者它有它的传承。第三个就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同时，政府要保持强有力的干预手段，同时它的政策也是要和第一点创新紧密结合起来的。

所以像这次应对金融危机，我们就发现非常明确的，中国这种体制，它是比较有效的，包括1998年那一次。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配合有对外开放，就是这个国家搞市场的同时，不是封闭自守的，是不停的不同的领域，但是这个开放是渐进的，而且是有序的，虽然中国并不懂，当时可能从开放时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并不懂什么叫做有序。但是现在看过来，它应该是有先后顺序的，从商品领域开始，再到其他的领域，可能最后才到金融领域。再到其他的领域。还有一点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维持社会的稳定，社会的稳定非常重要，特别从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来看，所以其实经历过这30年之后，我们明显感觉到社会稳定也是中国模式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