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齐平：应该是在意料之中，因为我们平常关心、观察台湾的民情，我们都知道，台湾假设老百姓有这种恐惧，或者有这种反感，跟有些原因有关：第一就是历史上的原因，我们都知道两蒋的时候，在台湾的教育是反共教育。第二就是到了李登辉跟陈水扁的时候，叫“去中国化”教育，无论是反共跟“去中国化”，我先不管内容到底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但是它产生的效果肯定是有的，这就让台湾老百姓产生这么一个。第三个当然是现实的因素，现实因素中确实出现的，我们可以看到的两岸之间在方方面面其实存在着一些差异，或者存在着一些不同或者分歧。

我自己有一个深刻的体验，就是1994年，当时我还在海基会担任副秘书长。很多人可能还记得，有一个叫千岛湖的惨案，当时我正好在上海参加一个研讨会，正好在那边介入处理这个事。前后大概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处理了以后精疲力竭，回来。回来了以后，首先就要跟辜振甫先生报告，报告完了以后，我心有所感就跟辜先生讲了一句话，我说“辜先生，经过这次以后，我深深的感觉到两岸之间的差距决不仅仅是在于所得上”。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台湾经济，远远胜过中国大陆，所得是有差距的。我觉得还有更大的差距，是在两岸的观念上，两岸的心态上，以及两岸的行事风格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我们关注两岸关系的人特别多不能忽略的。

姜声扬：石先生，除了您刚才提到历史、经济、现实因素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能够用来解读台湾人？

石齐平：还有一个动态因素，我前面讲的基本上是静态的概念。动态的因素就是这些年来，两岸形势的消涨，我们想倒退一些时间，假设十年、二十年，或者更早以前，台湾跟大陆在这几个方面做一个比较，经济、社会、政治、军事你怎么比较，在当时，我说十年、二十年以前。经济方面，台湾是优于大陆的，社会方面台湾也是优于大陆的，军事方面，当时好像从台湾角度来讲，跟大陆可以维持一个相对还算平衡的状态。政治方面，台湾也维持自我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空间。这是在当时，到了最近这三五年，整个形势中国大陆快速的崛起，台湾各种各样的原因，开始走下坡。于是我们把四项再做个分析，经济上大陆已经开始优于台湾，起码沿海地区，军事上也优于台湾，这是明显的事实。政治跟社会上，因此台湾就产生了一种忧虑，会不会也进一步被中国大陆影响，或者被它超过。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一种焦虑感。这个焦虑感，也就是代表一种恐惧感，这就是我对于当前这个现象的一种理解跟解读。

姜声扬：对于北京政府方面，这样的一个民调结果，其实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对此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石齐平：肯定是有很大参考价值的，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讲过，假设这个形势继续再发展下去，台湾老百姓，要不是有焦虑感，要不然就是恐惧感。焦虑跟恐惧感之后怎么办？焦虑跟恐惧感之后，他就会有疏离，或者有一些比较走极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具有参考的。你要问我，究竟该有什么样的一种思路？假设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今后对台的政策，应该把这个现象入到政策设计时候的一种考虑。

我记得在早年，也就是1990年代的时候，刚才讲我在海基会担任副秘书长的时候，在报纸上我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因为重点是四个字，所以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建议两岸关系，特别是大陆对台湾的政策，要掌握四个字的精髓，四个字念起来，音都非常接近“力、理、利、礼、”。第一“力”是力量的“力”，代表的是军事。第二个“理”是道理的“理”，道理的“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统独的大义，统独之变，你怎么能够搞独立？这是理。第三个利，是利益的“利”那就是经济上，两岸能够双赢，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大陆可以给台湾更多经济上的一些利益，这是利。最后一个礼，这就是礼节的“礼”。

所以我觉得对台湾政策，在我看来就是这四个字的精髓。现在中国大陆刚才讲，力问题不大，理也站在中国大陆那一边，你搞台独是不对的。利，中国大陆现在已经用各种努力，给台湾更多的利。剩下来就是一个礼，这个“礼”到底有什么内涵？或者这个内涵究竟该怎么样去体现政策的设计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谈。

姜声扬：太可惜，这就是从大陆到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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