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韧：邱先生，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您怎么看？

政治体制改革“碎步走”不能停止

邱震海：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其实就是一个鞋子和一个脚的关系，一个脚在不断的长大，当你还没有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原来那个旧的鞋子自然可以匹配，但当那个鞋子已经长的非常的丰满，非常得强壮的时候，原来那个脚自然就无法匹配了，自然无法匹配就会使这个脚，鞋子不能匹配，这个脚不但产生很痛，而且在走路过程当中可能完全是会跌跌碰碰，我认为这是非常自然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过去三十年之前，包括二十年之前，当时我们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就已经明确得看到了，他已经看到了经济体制如果改革下去，政治体制不改革是完全不能匹配的。但关键问题由于我们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所以造成我们在最近二十年，可能在经济维持社会稳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可能在政治体制步子是相对缓慢了一点。包括甚至说有一些停止，那么这个停止当然说缓慢也好，停止也好，暂时维持社会稳定，是有益的，要不然可能在过去二十年，我们称之为中国崛起的事物就不会那么明显的发生，不会那么明显的得以维持。

但是到了现在，尤其现在我们看建国六十年正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那么未来我们可能还有无数个三十年，乃至六十年，所以未来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想肯定是重新提到我们面前的时候。这里面肯定要破除两大误区，思维误区和迷思。第一个就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可以暂时等一等的，我的观念是等不了的，因为过去二十年，其实我们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积攒了许多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现在以各种方式在不但显现出来，而且在不断的加剧。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腐败问题，如果说它是有一个前提的，我们给它发展过程当中内在机制的一个完善，消除腐败的土壤，它是要我们去做什么，做一些东西的，而不是说等待，以及下意识它就自然解决的，所以这是第一个迷思，就政治体制改革是不能继续等下去的问题。

第二个迷思就是可能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引起动乱，因为这可能是最大的一个担忧。当然我认为其实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不是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改的问题。

前苏联一个教训它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方法不到位是吧，方法不到位所以导致了后来前苏联的垮台，但这不等于说政治体制改革不要改，所以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如何改，如何改的问题，如何改的过程当中恰恰我认为有许多，不但是适合目前中国国情，而且有适合许多东方文化特色的一些东西，可以供我们一起来参考。

任韧：对，您也提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碎步走”具体应该怎么来实现？

邱震海：对，这个“碎步走”是我和另外的一些其实很多的学者，“小步走”，“碎步走”都已经提出来，基于两个考虑，第一个就是当然我们目前要中国由于过去已经承受了很多的社会不稳定的代价，所以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定是要在维持社会稳定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如果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在中短期内会引起动乱，那就宁可暂时缓一缓，我想这是一个社会从上到下的共识。

那关键在维持稳定的情况下如何走？这就涉及到我要说的第二个元素，就是我们可以在结合东方文化的土壤上，设想出一种，或者发展出一种中国特色，有东方文化特色的一个东西。

现在很多人讲，政治体制改革马上就会想到西方的多党制，讲到西方的民主制，这个必须承认西方现代化的成功，包括它的政治现代化的成功，有它的文化土壤的特色，但是放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可能会“水土不服”，水土不适应。东方文化它本来是一种协商文化，就是我们如果仔细说的话是一种母性文化，它不是一种法制文化，不是冷冰冰，硬对硬的，更多的是一种协商文化，这在我们东方的文化里面看的很多了，而恰恰过去六十年，我们现在讲的过去60年我们已经有了很多。

我们的“两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就在一党之下，然后多党协商，人民代表的大会，其实每年都举行，每年的三月份我们大家都会感到非常忙，就是两会。我们能不能在每年的“两会”当中，每年都增加一些这样的元素，比如说我们能不能每年在“两会”当中，先不动人大和政协代表，先就财政预算案进行辩论，如果说适当的某些地方或者中央的媒体能够进行直播转播，我们能不能就官员的问责、官员的聆讯、官员的弹劾进行辩论，包括未来的“两会”代表能不能进行直接选举。所有这些我想三五年积起来就是一大步，而回过头来看，正是我们由于“碎步走”的过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舒展了民怨，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民怨得到抒发的同时，就社会稳定得以维持，恰恰同时也是跟整个执政党的合法地位，同时跟着社会的长治久安，其实大家都是整个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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