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声扬：也让中国加分。

何亮亮：印度的情况跟中国其实有某些相同的地方，因为这是个大国，人口众多，而且都在转型期间。印度其实也经常有些各种各样负面的新闻，但是印度好像不像中国，中国的一些负面新闻引起的关注更大一些。印度我想起的比较早的“博帕尔”事件，就是化工厂泄露的事件，一方面有关中印两国的发展程度是不一样，但是由于中国的商品在全世界普及的程度远远大于印度，当然你可以说印度是在软件，或者是宝莱坞的电影这方面它可能比中国是强。

姜声扬：文化方面。

何亮亮：从这里面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比较呢？由于中国产品已经是遍及了全世界，结果面临哪一个产品出了问题，它所影响的就已经是中国的国家形象。比方说去年的三鹿奶粉，它不是对奶粉的问题，西方国家通常不会来吃中国的奶粉。可是中国的食品是在全世界都熟知的，那么人们对中国的食品还有玩具，那是给孩子的，这是很重要的，他们就有疑虑。而这个疑虑会上升到对国家形象的疑虑，它觉得国家没有控制好这一切。当然我们都可以理解，这并不是国家在鼓励他们这样做，正因为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有很多管不了的地方。

但是这样的事情它就会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失分，而且一旦你这个国家形象受到了损害，至少是在这一部分，你很难在短期之内把它弥补过来。而印度就没有类似的事情，其实内部它国内也有，比方说造假酒，吃死人的事情也有，但是它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响就没有这么大。

姜声扬：因为它卖的产品不够多？

何亮亮：产品不够多是一方面，我想这里面隐约的也还含有西方人对于中印两国先入为主的认知。他们先天的因为中国虽然是一个古老大国，但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而印度是一个所谓的世界最大民主国家，所以印度发生的问题，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可能是减分的，可是在印度至少它不会减分，觉得可以原谅，因为过去是一个落后的大国现在在向现代化国家转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很自然，没有必要去渲染。

可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他就认为这是你的制度本身导致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说的国际社会就指西方社会，因为对一个国家的塑造，就是这个信息的传播，输入也罢、输出也罢，它主要是由西方来主导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的中国面对的就是一个不那么公平的环境。

日本就不说了，因为日本跟中国现在已经情况不一样。中国跟印度是有的可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注意到自己的国家形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使我自己认知的国家形象，和国际社会所认知的国家形象博弈之间，尽可能要取得对我有利的这样一种（形象）。

但是这个问题就很复杂，这里面牵涉到比说有没有普世价值，如果你采取了普世价值，当你违背了普世价值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国际形象就会低落、受害？其实这个在中国也是有争议的，因为中国文化本身和西方文化它有相同的地方，它也有不同的地方，特别是现在我们看中国在全面的回归传统的文化，对“五四”那种打倒孔家店，已经形成另外一个极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我不需要考虑你外国人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家形象如何维持一个？中国人总是希望我的形象会比较好，所以这里面大概有很多需要改进的方面。

姜声扬：是，我们当然也期待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形象能够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