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大家是很有一些可以思考的空间，我基本认为体制、个人道德理念都是原因，但是与此同时还有更加深层的东西让我们思考。你比如说作为一个新闻者，我们每个人都是媒体人，到底如何来从事你自己工作？也许有的人说体制不行，我就可以躲在后面安心经营我跟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安心经营跟财团之间的关系，因为说实在的，就像每一家报纸，他每天都有无数的版面需要填空，每一个电视台和广播电视都是由时段需要填空。说白了，填什么不一样，只要你能够做一些妥协。但是当你或者向政治势力做出妥协，或者像经济做出妥协的时候，你在放弃你真正作为新闻工作者一个神圣的职责，这种误导公众某种程度不亚于堂而皇之的谋财害命，所以克朗凯特他有一句名言，他认为新闻记者首先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我认为知识分子不是说读过书的，也不是大学教授，只是一个博士学位就完了。相反知识分子按照以前法国存在主义的哲学家沙特，他有两句话，第一知识分子就是关心那些跟自己的利益、跟自己的身边事没有关系的事情，第二当一个科学家，你今天在实验室里搞核武器的时候，你只是一个核科学家。当你明天要离开你的实验室，走上街头反对核武器的时候，你就从一个科学家变成一个知识分子。前者你是在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士，后者你是一个具有人文关怀，具有世界终极关怀的一个人士，具有批判和独立精神。所以我认为对一个新闻记者来说，5个W、新闻的专业技巧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他没有人文关怀，如果终极关怀，没有独立批判精神，最终你只能成为受政治势力、经济势力左右一个填充版面和填充时段那样，还是我的一句话，只是堂而皇之在谋财害命。

姜声扬：在今天的中国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成为最信任的人？邱先生您是不是中国最信任的人？

邱震海：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难，比较坦率讲，我认为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在今天的中国转型非常之快，我们国家发展太快，以至我们大家面临的困惑也非常快，当然腐败各方面的利益团体让我们感到不胜其痛，压力很大。

但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如果说中国依然有一些新闻工作者，哪怕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能够告诉公众，他们还是能够一定程度尽他们的所能、良知，在他们能力能够做到最大范围之内，替公众利益讲话，而不是替某一个经济或者政治利益讲话，我想在目前这个阶段，在中国飞速发展的转型期，也许是能够给社会公众很大的安慰和一个很大的精神支撑。我记得以前中国有一位作家在采访志愿军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叫《谁是在可爱的人》，我想无论在今天的美国，还是今天的中国，因为美国和中国发展阶段不同，中国还在转型，美国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它有另有一种困惑。我们也许可以写另外一篇文章，根据不同的国情，题目只要改一个字就可以，叫《谁是最可信的人》，我想这不但是全世界的新闻工作者可以思考，也是大家可以共同可以思考的。

姜声扬：没错，不光是媒体人的责任，也是所有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