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2009年7月1日《时事开讲》节目

王若麟：朱先生，“一国两制”的另一方北京到底如何去定位香港？是不是应该出台一些什么新的政策来达到与时俱进呢？

解放思想 中央需定位香港

朱文晖：我想这个问题确实是从北京到香港还有很多方面都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需要提出来呢？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阶段，广东的解放思想，香港本身它也在解放思想。那么北京负责香港政策的各个层面，同样它需要与时俱进，需要解放思想，所以我们就谈到刚才说“一国两制”是非常成功的。那么“一国两制”是不是就不管香港的事情？就让香港自己来发展，但是我们又看到“港人治港”，它需要很长一段路才能够完善。

同时你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中央它作为最高的，怎么给香港一个定位？特别是涉及到，像你刚才说的一些具体的项目，比如说空域的分配、人民币的结算、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等等，这些问题现在都已经在回归12年之后提到了议事日程上边来。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对香港问题从北京角度看，既要坚守基本法的这些原则，同时又需要根据形势的不断变化，对于治港的方针来进行不断的完善和优化。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记得很清楚，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结果我那位导师他就给我讲了，“一国两制”在提出来的时候，中国的这些领导人他们怎么看待香港的？因为在这位教授的眼里，他觉得从当时北京领导人看“一国两制”，他觉得更重要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因为在三十年前，北京的领导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非常有限，所以他就锁定在，他说，当时他们对于香港资本主义的认识可能就是私有制，就是所有制，所以才叫“一国两制”。

但其实这个经济本身，特别是过去三十年看到，我们加上过去十多年香港的发展，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它既包括意识形态的东西，它更包括市场经济具体怎么运作，更包括刚才说的政府如何进行有效的管制，还包括越来越深化的，我们说的市民社会，也给你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图。

同时从北京现在的角度来看，它对于“两制”，它的认识也和三十年前是完全不同的，它绝对不是仅限于对意识形态、对所有制的认识，它也同样面临这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很多时候，可能今天在香港发生了，也有可能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就会在内地相关的地方，相关的领域，重演或者有一些相似的重复。

所以我觉得到了今天，那么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从北京的角度，它需要对香港的很多东西，或者说脑子里面那些条条框框来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哪些东西我们是要坚持的？哪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变动的？同时对香港和全球化的接轨，香港和内地的接轨给予一个更清晰的判断，给予一个更明确的引领。所以我们刚才那部分谈了，珠三角的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它虽然谈的是广东，但是广东作为香港的腹地，如果广东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那么香港它也应该会发生，可能真的比它还要大的这么一种定位上面的变化。

所以其实我们最近在谈到，比如说人民币在对外开放过程当中，怎么样把香港的作用发挥好？特别是我们说股票也好、债券也好，还有中国的法律和英美的法系的接轨当中，香港是不是可以扮演一个更好的角色。我想还有其他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回归12周年这个时机，既回顾以前这12年的历程，同时我们还要展望未来12年，同时也要看改革开放30周年了。那么下一个30周年怎么样让香港在中国的发展当中扮演更为积极，更为主动的一个角色。

王若麟：好的，谢谢朱先生的点评分析，其实回顾这12年来，香港走过的风雨历程，大家都会发现，但凡是香港遇到什么重大困难的时候，中央政府都会在后面无私的帮助，有一个强大的背影，从早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到SARS肆虐，到现在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甲型H1N1流感的影响，不但如此，也像朱先生说的，中央政府也在量身订作的为香港定做很多措施，要与时俱进。

节目的最后，我想引用温家宝总理说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那就是“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因此还是那句老话，‘在困难的时候，凡是有利于香港的事情我们都会去做’”。

《时事开讲》节目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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