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发挥香港一国又两制的优势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20多年之前，一国两制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他之所以创立一国两制。我想他的意义，就在于一个国家的主权之下，更多的用好香港这个体制，用香港、善用香港，来为什么？一方面是为台湾树立一个典范，这当时是涉及一国两制最原始的一个动机。同时更多的是为日益崛起的中国大陆，提供一个范本。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崛起的过程当中，香港有很多制度上，很多体制上，管制经验上，包括很多公民社会上的一些好的价值观，好的经验，是可以为这个日益崛起的中国大陆所运用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一国两制才能真正的，一方面是融入到祖国大陆的崛起过程当中；同时也能够更好的用它的体制上很多优点，价值上的优点，来为一个日益崛起的中国大陆来服务。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中国才没有白白的收回香港，也没有白白的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至于两岸关系，香港在两岸关系当中，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想可以从整个，中国在崛起过程当中，香港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不应该仅仅把它看成是港台关系。

虽然如此，即使是看过去港台关系的话，我觉得，即使在过去国共内战时代，香港也是国共之间的一个平台。我觉得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两岸在香港回归之后，港台关系不能有一种更好的，更积极、更主动，更有创意性的，在一国的范围之内，更有创意性的一些举动。

我认为，虽然说这一次曾德成是一个迟到的台湾之行，我们还是予以高度肯定。但是我认为两个特点，一个是跟上两岸新局面，我认为这与其说是一个褒，还不如说更多说是一个批评。第二个，我觉得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为什么在两岸关系上也好，在过去的，在未来，在过去中国崛起过程当中，香港没有能够发挥更加积极、主动，乃至创造性的角色？为什么一国两制没有能够更加比较好的符合，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当时所思考得那样。那就在于我们对一国两制，我个人的浅见，我认为还有一种更加宽泛的，更加解放思想上的一种理解和认识。我认为这里面，可能首先的问题在于港府的官员，港府的官员，必须承认他们在港英时代，是一些非常优秀的公务员。但是公务员的特点，就在于他缺乏战略视野。他既然过去的老板是伦敦，现在的老板是北京。对他来说，盲目的服从老板，也许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最高的，作为公务员的一个最高的指针。

但是今天我们的特首曾荫权先生说，他是一个Politician，他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就应该有一些政治家的眼光，我认为港府的官员们，他们不应该在处理一国两制，当然在大的外交问题，在国防的问题上，应该是绝对符合一国原则。但是在一些小的技术层面上，应该更多的发挥香港拥有的优势，更多的，应该发挥香港一国，同时又两制的优势。能够一方面，用小的范围来说在两岸关系上面，在港台关系上面有所突破。在大的关系上，更多的思考，我一方面融入祖国的进程，另一方面怎么我用我现在的价值观，我更好的为中国大陆的崛起，来发挥我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如果那样的话，其实我们才能更好的处理好香港一个定位。那么香港如果不光是依赖在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一些挺港措施上，而是真正能够挖掘出自己原有的一些价值，我认为也许我们才能有一些更好的思考。

何润锋：的确港台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两岸关系的晴雨表。根据您的分析，事实上港台关系，不应该仅仅是一张晴雨表，它应该是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润滑剂。

邱震海：甚至有时候港台关系可以走到港台关系的前面，我认为这个完全符合一国的原则。为什么？港府的官员不会去尝试。

何润锋：要引导大局，而不是要跟上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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