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声扬：港区人大代表建议金融海啸来袭，《劳动合同法》的执行能不能够做弹性处理，借以帮助在内地的港资中小企业。但是人大的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却表示，调查发现《劳动合同法》只为雇主额外增加了2%的成本，暂时不会考虑做出修订，就这个话题我们请朱先生为我们做分析。

朱先生，我们看到旨在保护劳工权益的《劳动合同法》在不久前出台，但在这个时候，经济不景气的期间，居然变成企业额外的负担，增加了额外的负担。政府的研究数字只有2%，对于这样的数字您有什么看法？另外经济困难期间，劳工的权益现在又应该如何保护呢？

解读劳动合同法 为何偏差大？

朱文晖：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尖锐，我想在两会期间，港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来确实也是情有可原。关键我们对这个数字怎么解读，比如说我们分析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这次金融海啸当中，受的压力特别大。其中大家多出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合同法》造成成本的上涨，但是根据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好像只有2%。但是你要问企业家的话，他肯定说远远不止2%。按照我自己的体会，他们普遍反映大概是20%。

姜声扬：差10倍。

朱文晖：差了一个零。这个零是从哪个地方来进行解读？怎么出来的，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大一个差距？我们觉得我们坐在这儿不算，应该是劳资的双方，包括他们的代言的人，要好好坐下来谈，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大的分歧？分歧背后反映出是对未来执行这个《劳动合同法》的一种不同的取态，我想也包括从中央的条条部门和地方部门为此进行的一种互动。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特别我想在今年受到金融海啸之后，更多的目光是从原来的经济过热，转向了要保就业。而且保就业，似乎成为中国经济新一轮长期的目标。这就和两三年前，我们出现劳工荒，要推动《劳动合同法》去保障劳工的利益，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时空的不同。

姜声扬：完全不同。

朱文晖：对，而且今年现在可能有1000万到2000万的农民工，还是没有找到工作。包括我们看到为什么房地产一再的松动，像今天公布的数据就说大概有3000万的农民工，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如果说你房地产不启动的话，或者只启动一半的话，就意味着有1500万人是找不到工作的。

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就要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长期趋势，作出一个科学的判断。以前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三到四年的劳动力短缺，所以很多人就说，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是不是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了，开始要涨工资。要让劳动者在整个过程当中，获得的比例更大，要完善所有相应的东西。甚至大幅度增加劳动者的比例，我想这个方向一直是对的，否则你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但是在新的情况底下，如果说经过一轮金融风暴的调整之后，中国又回到长期的劳动力供应过剩，就业是一个重大的难题的时候。那么有些法律的推出的时机，或者说它执行的力度，因为推出了之后你就不可能改，也不可能把它废除掉，那么它执行的力度是不是要做出一个调整。我想就不能够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能说是你立的法，你说只有2%的附加额，或者说你干脆出来和我PK，在这种道德面前，没有企业家敢出来和总工会的人进行PK。

姜声扬：的确。

朱文晖：但是就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多方坐下来，实事求是的分析中国的劳工市场，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对法律执行的情况。它造成的各种影响做一个综合的分析，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所以我想我们也希望明年再开两会的时候，不至于对这个事情的解释，出现那么大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