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声扬：金融海啸来袭，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必定受到影响，香港未来如何发展和政府管理模式是否存在危机？请何先生为我们解读。何先生，我们看到香港政府这次遇到金融海啸，香港政府可以从这次金融海啸中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管理模式？还有未来发展上的一个启发？

危机：香港的行政与经济转型

何亮亮：我觉得其实这个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我们就事论事，我们只从对金融这一方面，这一个领域，这个专业来看，我觉得香港政府的管理还算是不错的，香港的金融管理局、香港的银行监管，虽然这个曾荫权它也讲的很清楚，它要成立一个自己挂帅的委员会，包括政府的财经官员和相关的一些学者，专门就来研讨这个问题，其实你可以算是一个危机处理的班子，一个小组，表明他对这这个问题的重视。

第二就是，如果我觉得相对于美国的财经当局对于华尔街的这个规管和监管的话，香港的金管局对于香港的银行和金融系统证券的监管，不算是非常好，但是还算是好的，他们做了他们该做的，但是没有人会觉得很满意，所以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但是我说的这只是金融领域的问题。但是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就是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了，到现在已经是11年了，香港它这11年来走过了一条很曲折的道路。最早香港推行的是商人治港，人们认为成功的企业家，他也可以是一个成功的管理者，成功的特首。

结果事实证明不是这样，不是董建华本人的道德的问题，不是他道德操守的问题，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勤恳的人，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整个香港公务员的队伍跟他不配合，那时候的形势也不好，后来换了曾荫权上台，人们认为可以从商人模式转为公务员治港模式。但是这两年下来，曾荫权在某种程度上他又在重复董建华管制的后期，声望越来越低，到了就是董建华执政的后期。

姜声扬：才两年。

何亮亮：对，才两年，民众对他也不满，甚至很多人觉得曾荫权还不如董建华，这个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想这都不是个人的问题，这牵涉到香港它究竟要怎么发展，如果你不把这个问题侧重来做，他都做不清楚。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金融问题，这也是曾荫权为首的香港特区政府一直引以为傲的，到目前为止一直引以为傲的，因为香港是亚洲主要的金融中心。

而且你看应该是不久前，是今年年初还是去年末，很有名的《TIME》，它把纽约、伦敦和香港称为世界上三个最成功的金融中心，那篇文章当时是给了香港政府还给民众很大的信心。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伦敦跟纽约那是不一样的，伦敦是英国的首都，那是一个有200多年历史的金融中心，它有整个英国在那边做后盾，纽约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你现在看香港，香港不一样，香港跟纽约、跟伦敦相比，它最大的不同，也是它最大的优越是在于，它有一个中国大陆作为很大的一个经济后盾。那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是不是如果只靠金融业和服务业，能不能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率，现在看来是很有问题的。

而原来香港政府，包括曾荫权为首的特区政府，他们就只做了这一个选择，这一个选择到了现在，就看出它的非常巨大的问题和潜在的危机，好在现在第一，香港还没有银行倒闭，但是其实经济危机的各方面引子也是开始显现了，香港政府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他很明确的说，最坏的情况恐怕还没有到，真正的危机、严重的危机还没有到来，危机到来了怎么办？

像香港这样一个主要是靠金融和服务业来维持自己的经济增长的城市，第一，曾荫权他能不能成功的来应付这场危机，他说我要打好这份工，他说我觉得作为香港这样一个有7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它的最高行政长官不能只是打好一份工，在这样一个危机来临的时候，他要有远见卓识。

我看到一个例子就是戈登布朗，香港把它翻译成“白高登”，他本来是一个很被人看不起的，民望也很低，这个布莱尔在看他的笑话，但是他在金融危机的时候登高一呼，不仅给英国，给整个欧盟起了一个这样政府出手来挽救危机，这就是一个变危为机的很好例子。

因为香港其实包括政府，包括曾荫权他们受英国政府的影响，远远大于受中国的影响，因为一国两制，因为这是一个英国人管制了100多年的地方，所以我想现在香港人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当这个金融危机来的时候，如何从根本上建立一套新的管制；另外就是如何来定制香港的经济转型，包括香港要不要发展自己的产业，要不要发展自己的高科技的产业。

这方面其实以前在董建华时代，也有很多人提过，但是董建华不听这个。曾荫权也不听这个，那现在危机来临了，这是一个改变的机会，特别是全世界各大国当中，只有中国看来是不仅能够撑下去，而且也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乱局当中显示出一种健康成长，而香港也只有依靠中国，就能够度过这个危机。

姜声扬：这个人活着要有目标，作为一个政府也要有一个长远的目标。

何亮亮：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姜声扬：对，未来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