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韬：我们今天谈奥运自然也无法避免谈及奥运带给我们的遗产，以及“后奥运”中国的发展。继续请教邱震海先生。邱先生，我们谈到这个开放奥运，希望能通过办奥运把中国领向一个继续开放的一种发展的方向。

但是我的印象很深刻，就在这记者会上有这么一幕，就是针对国际奥委会的发言人，有一位西方记者连续三次追问，中国的人权状况会不会令国际奥委会感到很尴尬？那您认为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应对这些非常固执的这种声音？

邱震海：对，这种声音确实非常固执，而且我认为这些西方记者，其实他说实在的对中国不了解。我在好多次节目当中，或者我在许多跟西方朋友的一些研讨会当中，我一直提出一个概念。我认为西方，我希望越来越多的西方朋友，不管他对中国是出于善意，还是出于所谓的“恶意”，其实他都应该把中国放在一个坐标系上，而不是放在一个天平上。

放在天平上，它是静态的、它是共识的，他看到的只是目前中国和西方至今所谓的差距。那么这个天平一称的话，马上就称出来，于是你就会得出一个说中国目前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但是如果你把中国放在一个坐标系上，你就可以看到中国原来的一个基础是什么？中国未来的方向以及它的诚意和决心是什么？中国过去走过的那些艰难的道路，取得了哪些成就？

中国虽然说现在不足，但这个不足是坐标系上的不足，一如西方过去几百年，它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大家都是人，人类都有自己人性的弱点。大家都在成熟，西方过去成熟的历程我们也要把它放在一个坐标系上。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西方在过去几百年过程当中它完成了哪些重大的使命，这些重大的使命已经成为人类精神宝库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像西方现在创造了许许多多价值观，就像我们东方过去曾经500年之前曾经给整个人类社会创造了许多价值观一样。

我们也可以看出西方还有哪些不足，所以我认为西方在过去几百年历史当中，一方面有它的文化傲慢主义，有它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另一方面，有它的自由、民主、民权、公民自由这些理念，这个是它一体两面。在过去20世纪当中，后者比较好的克服了前者，我们看到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基本上退居二位，民主、自由占据上风。

但是遇到中国这面第一次一个庞然大物，又是一个共产党的庞然大物，崛起的时候，西方的原来的文化傲慢主义又开始从深层浮上表层，所以这个证明什么呢？这个证明一如我们看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要劝自己理性，我们要劝自己要多元，我们希望西方的朋友也能够从他们成长的历程当中多看到他们曾经的贡献。

我们承认你们有一些对人类非常好的一些贡献，但是你们面对中国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确实或者是不了解，或者有一些傲慢的地方。所以我想就要说的是，我想说的是，其实目前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当中，奥运是一个很典型的个案，折射了双方的一个磨合，或者冲突。

在冲突或者磨合的过程当中，双方的人们都不应该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如果每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民族、文化都是这样的，如果各自站在自己的世界里与对方对话的话，那这个对话无法达成共识。

邱震海：各说各话，那是无法达成共识的，双方必须跳出自己的圈子，站在一个人类文明共同的一个高度。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问题是什么？哪些是你主观的，哪些是你客观的问题，哪些是你前进过程当中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什么？哪些是我们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是我们作为人在成熟里程当中，共同需要经历的一些所谓的阶段或克服问题。如果这样的话，那我想中国的崛起才是真正能够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中国的崛起才是真正能够跟西方融合，或者西方才真正不会恐惧中国的崛起。

鲁韬：好了，我们再谈一谈这个“后奥运”这个各个阶层的心态啊，其实这两天因为华国锋去世了，可能也勾起了大家对毛泽东一些回忆。我们就套用毛泽东对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您能分析一下当前这个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中国“后奥运”的一种心态吗？

邱震海：对，前几天在我的《震海听风录》节目当中，我采访这个台湾著名的政治家南方朔先生，他有几个观点，我认为是可以值得大家参考的。第一，他说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这个20年前的汉城，就韩国，还包括墨西哥，在举办了奥运会之后它都有一波社会相对不太稳定的一个阶段。跟我们原来的预期有点相反，我们预期好像一个成功的奥运最后会凝聚人心，最后会导致社会稳定。

他说往往从发展中国家历史的经验上来看，往往会导致一段不太问题的阶段，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你在成功举办奥运会过程当中，社会各个阶层都积聚了一股压力，积聚了一股期待值，而这种期待值因为你原来的社会不是很完善，有各种矛盾嘛。

所以你在整个奥运会非常成功举办之后，大家期望值都已经提高了，民族自豪感也提高了，这种走向各个地区、世界大国这种决心也提高了。所以这种原来的压力会转化为期待值，期待值会转化成一种改革的呼声，而这种改革的呼声就需要这个国家当权者要很好的梳理、很好的把握、很好的予以一定的引导。

鲁韬：你比如说，我们具体来说吧，你比如说农民阶层，本来不应该这么分的，但是这是中国很大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奥运之后，他们会主要想什么呢？

邱震海：我想现在大部分的人，第一个首先是本国经济问题，当然了在具体的阶层里面，可能是农民、知识分子、工人各自有自己关心的东西，我想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在我们这几分钟时间就能谈清的。

中国过去内部积聚的许许多多的一些社会的压力，而这些压力它一定程度是需要释放的。那么在奥运会之后，当整个一个国民精神走向一个非常的亢奋，可以说也非常的自豪、自信这么一个阶段之后，原先的那些社会问题或多或少都会体现出来。

那么从知识分子有些非常理想的阶层当中，可能也会对政治改革有一种压力，所以我想种种的这些我们希望中国当局或者一些智囊们在评估“后奥运”时代中国的时候，还是要做好足够的一些思想准备。

鲁韬：好了，谢谢您今天的分析，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到此为止。但是那个“后奥运”对中国的发展，应该说是一个值得大家持续关注的问题。我们以后的节目也会来继续关注这些问题，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时事开讲》，下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