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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浩：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重要的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内地许多媒体也再次掀起了热烈讨论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相关话题我们请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为大家做一个分析。
                    
那么在这个重要的时候，内地很多重要的媒体都开始用很多的文章来纪念邓小平思想解放的一些理论，你是怎么看？

邱震海：改革开放30年，我想今年肯定是要大规模的纪念和庆祝。

郑  浩：对。

邱震海：胡锦涛在今年1月1号的文章已经讲的非常明显了，思想解放也已经到了30年了。上星期四，我们也简单的讲过一次。今年5月11号，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发表30周年。那么改革开放30年，这个时候我想是我们做一个全面回顾的时候。正好在中国前一阵，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各方面都在讲新一轮的思想解放。

郑  浩：嗯。

邱震海：虽然目前还不叫第三次思想解放，叫新一轮思想解放，但是我们觉得这中间其实有一些内在的逻辑的。上星期四我在这里讲过一次，新一轮思想解放，主要是去年12月25号，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要求广东进一步思想解放，叫板新加坡。1月1号胡锦涛总书记也发表了文章，然后后来到1月5号的时候中共中央党校以及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了这个文章，就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的一篇文章叫《中共十七大以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所有的这些让人们感觉到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似乎蓄势待发，山雨欲来。

正好是昨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2月19号，11年前的这个时候是邓小平去世。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可以说过去30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天中国的一切。当然到了目前，我们发现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个具体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崛起，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事实。但同时也遇到一系列瓶颈的问题，要不然中国高层就不会提出这个科学发展观、平衡发展、和谐社会，就说明背后有一些发展失衡的地方。

我们一方面在肯定巨大的成绩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反思，以使未来30年，我想中国还有无数个30年，步子能够走的更加稳健。我们知道过去30年，中国改革开放基本上是有两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在1978年，第二次是在1991年和92年，前后正好相隔了15年。所以一个是1978年，一个是1992年，如果说现在是第三次思想解放，正好是又隔了15、6年时间。所以差不多是一个轮回的时间。

非常巧，今天晚上我主持的资讯台的《震海听风录》节目我们请到第一次和第二次思想解放的两位先驱人物，一个是胡福明，一个是周瑞金同时上我们的节目，来谈他们当时的一些情况。

我们知道胡福明，可能这个名字大家不太了解，不太熟悉，他是前江苏省政协的副主席。但是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如一声惊雷，就是刚才我说的1978年5月11号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是第一个作者，我之所以说，他是第一个作者，因为他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个副主任，一个助教，他当时自己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完全没有个人的背景。他以前接受过媒体采访，今天晚上在我的节目当中，他也说，完全没有官方的背景。不是说是上面有人授意他要写这个文章，他当时只是觉得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当时“四人帮”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大家都觉得欢欣鼓舞，要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但是后来发现“两个凡是”始终束缚着人们的手脚。一个是毛主席说过的就不能动，毛主席做过的我们就坚持去遵循和执行。于是造成了，不但是毛主席说过的话不能动，就连张春桥和姚文元“四人帮”里面的两个主要人物，他说过的一句话，做过的一些事，也不能批判，因为那些当时是毛泽东首肯的。更何况是为邓小平平反，为刘少奇平反，为文化大革命平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作为一个个人提出要果断的推翻两个凡是，于是他把这个文章就投到当时的《光明日报》。

当然后来是经过《光明日报》一个集体的创作，以及有一些积极的班子来介入，后来当然也得到了中共当时的高层胡耀邦的支持。但是我想他当时是果断的提出了，果断的作为可以说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一个先驱。然后第二次思想解放就是到1991年的时候，当时中共上海机关报的第一把手，党委书记周瑞金。

郑  浩：嗯。

邱震海：他当时敏锐的感觉到，因为我们知道，89年有一场政治风波。89年到91年年初，可以说是中国政治气氛最沉闷的时候，国际气氛也非常的动荡，当时冷战快要结束了，东欧的国家几乎像骨牌效应一样一个接一个的倒台。所以当时弥漫着的中国的政治氛围第一是要反和平演变，第二是要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第三就是改革的道路似乎要停止了，或者有一些左的势力要把它再拉回去，以防止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分化。

郑  浩：嗯。

邱震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周瑞金后来就透露了，邓小平当时在上海有一个“小南巡”，91年春节的时候，在上海就提出了要继续进行改革。所以当时他是作为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第一把手，就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个信息。注意在这个时间他也没有上层任何人给他授意，并不是说邓小平给他授意说，你要写这个文章，并不是这样的，而是上海市委的一些人给他看了邓小平的一些讲话，然后他敏锐的捕捉到这些信息。

于是在1991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就在《解放日报》的头版，发表一篇文章叫《要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然后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就接连发表了好几篇。这一组文章，当时也是属于一声惊雷，在政治气氛非常沉闷的情况下，大家感到要继续进行改革和开放。所以可以说，这两场思想解放运动都是解决了当时中国的根本性的一些问题，我们看第一场思想解放，解决了“两个凡是”，果断的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这一招，这场思想解放不开启的话，后面中国改革开放是不可能开启的。

第二场运动也是解决一个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因为当时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要继续进行改革开放还是这个要走回倒退路，拉回到极左的路线，所以这一场思想解放也是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但是周瑞金，就是“皇甫平”这个文章的作者，因为写这个文章，因为当时没有上层的授意，所以他在长达一年时间里，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受了很大的压力，一直到92年年初，邓小平正式到广东南巡，发表了南巡讲话之后，他个人的境遇才有所改善。

郑  浩：嗯。

邱震海：那么这两次思想解放，应该说是在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当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如果没有这两场思想解放的话，中国不可能有今天，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开启。那么现在到了新的时代，如果说新一轮也好，第三次思想解放也好，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等一下我想我们可以再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在探讨当时的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当时其实都是有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而且都是在体制内知识分子，周瑞金他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第一把手。

郑  浩：嗯。

邱震海：他当然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一个哲学系的老师，都没有忘记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承担，而且都是怀着一种勇气，你要知道当时在第一次1978年胡福明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两个凡是”是当时中共最高层的一个决策。

郑  浩：嗯。

邱震海：你作为一个小人物，一个普通教师，他说我是做好了坐牢准备了。周瑞金当时，后来也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所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对祖国民族国家的一个承担，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后边也有一个历史必然。即使没有这两个人写这个文章，也会有其他人一拨一拨上来的，历史已经走到了一个必然的关口。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能到今天已经没有了，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思想解放都是邓小平力排众议，如果第二次思想解放，没有邓小平后来92年南巡的话，我想周瑞金，凭他一个人写出这么一组文章，这个也是没有用的。而且他后来个人的命运还是要非常的坎坷。

郑  浩：对。

邱震海：有了邓小平力排众议之后，我想作为一个老一代的，我们称他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确实有一种高瞻远瞩。所以昨天是邓小平逝世11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回顾改革开放过去的成就，第一次和第二次思想解放，由于有了邓小平，由于有了这么一批对祖国和民族有承担的，包括体制内的那些知识分子。

郑  浩：嗯。

邱震海：所以我想才有了过去两次思想解放的成功。那么到了今天，我们要如何完成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我想等一下，自然这个问题就会摆在我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