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台湾经济滑坡 矛盾被不良政客挑动

核心提示：过去二十年里，台湾从亚洲四小龙之首变为末位，经济的滑坡使得台湾多数人的薪水十多年来没有提高，而社会之间由于爱台、卖台之间的矛盾由于不良政客的挑拨而进一步的激化，台湾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怪像。曾经被美国总统赞誉为“亚洲和世界自由民主的灯塔”已经日趋昏暗。

凤凰卫视5月9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张维为：非常高兴有机会到《世纪大讲堂》，和大家谈自己研究，那么我把这个题目定为《台湾民主从希望到失望》，实际上这是我很长时间（研究）就形成的一个观点，我在不同场合下也都讲过，那么如果看我的文章看我的书的人恐怕了解我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我在台湾有不少朋友，也许看这个节目他们听到可能不一定十分的愉快，但我还是要说，这个结论是实事求是的，经得起检验的，而且我觉得台湾真的需要认真的思考如何提高自己民主的质量，因为马英九也讲过，要改造台湾的民主，那么最终我想不管怎么样，我是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希望能够真的使台湾的民主质量能够提高它的水准。

那么之所以我的基本结论是从希望到失望，是因为在台湾这个民主化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从1987年“解除戒严”开始的话，到今天将近三十年，二十七八年了，那么当初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台湾的领导人也好，美国的领导人也好，都说台湾民主像一个“灯塔”，照亮台湾，也将照亮中国大陆的未来，那么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坦率地说我觉得台湾的这个民主如果是“灯塔”的话，这个“灯塔”有一点昏暗，能够照亮台湾自己的未来，就不错了，我看确实台湾这个民主遇到很大的困境，而且原因是结构性的深层次的。

那么这次这个所谓“太阳花运动”，学生占领“立法院”，反对这个两岸的服贸协议，折射出很多，这个民主制度带来的一些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台湾的经济总体上是滑坡滑得很厉害，过去二十多年里，台湾曾经是“亚洲四小龙”的之首，现在是“（亚洲）四小龙”之末，台湾多数人的薪水十多年有的人说十六年，有的人说十七年没有提高，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记得三十年前的时候，当大陆提出来希望和台湾进行“三通”，台湾是不屑一顾的，到七八年前的时候，形势就完全变了，是台湾希望“三通”，大陆说实话从经济利益考虑，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就是这个情况完全变化了，那么台湾的社会呢撕裂了，所谓这个“爱台”和“卖台”之间的矛盾，所谓的本省人、外省人的矛盾，很多这些可能过去有一些矛盾，但是被这个不良政客故意地跳动，激化了，造成这个社会的撕裂，我第一次去台湾是1996年，那个时候应该说台湾社会相对还和谐一些，但现在跟和谐这个词确实告别了。

政治乱象“统独”之争已经是非常严峻，再加上很多附带的效应，另外我们还看到就是各种各样的怪象、乱象，从2004年“两颗子弹”（事件），陈水扁当选，后来这个百万民众“红衫军”上街，到最近的这个“太阳花运动”，到现在还在进行的这个“反核四”的游行等等，明显可以感到就台湾的政府“政权”失去了对台湾社会的整合能力，变成一个非常弱势的政府，很多事情已经做不了，那么我觉得这些总结一下就是经济是下滑的，社会是分裂的，政治是冲突的，这就是我讲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希望到失望。

解说：1987年，台湾宣布“解除戒严”后，进入了民主化进程，然而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台湾从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之首变为“亚洲四小龙”之末，社会被撕裂，政治乱象层出不穷，这个被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誉为“亚洲和世界自由民主的灯塔”已经日趋昏暗。

张维为：那么下面我想从中国模式的视角来评价一下台湾，因为我最近老在想这个事情，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要能够用中国人自己的标准、话语来评判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情，那包括台湾发生的事情。

那么这里呢我就是简单地用一个邓小平关于政治制度质量的一个标准，邓小平有这么一个看法，他是提了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要看这个地方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要看这个地方的人民是否更加团结，第三，要看这个地方人民的生活是否改善了，第四要看这个地方的生产力是否能够持续地发展，如果我们用这四条标准来衡量呢，那么确实台湾的表现是比较差的，无疑政局是乱象不断，不稳定的，陈水扁八年执政换了六个“行政院长”，很多都是政治权益的交换，而不是真正地要治理这个社会，治理这个经济。

那么人民是否更加团结了，无疑是更加分裂了，人民生活是否改善了，恐怕对多数人来说生活没有改善，而是生活水平下降了，那么生产力是否持续发展了，无疑台湾的这个生产力也受到了相当大的不利的影响，所以如果你给这个台湾民主打分的话，如果用这个国外叫ABCD（来打分），我可能打一个C，甚至是C-，这是我的一个总体评价。

是远远达不到这个理想的状况，那么台湾这种民主的困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也想从两个视角来谈，一个是我叫做一般的视角，一个我叫做中国视角来谈，那么一般讲呢，就是台湾的民主制度陷入这种困境，有这么一些原因，第一，是台湾选举制度的设计，台湾这个制度很多学者把它称之为叫“半总统”制，如果你是美国的制度，那是总统制，总统权力相对比较大，如果你是英国的支队，那是议会制，它的首相是议会里边得胜的，这个政党的首脑出来担任的，所以首相和议会它是比较一致的，同一个党派的，那么台湾这个社会它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总统”，台湾最高领导人，那么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强势，但同时又通过民选产生“立法院”，换句话说也是相对比较强势的“立法院”，那么一旦出现这两个未位置是属于不同的政党的话，那么这个执政就非常困难，即使现在都属于同一政党，属于国民党，由于“立法院”里边的一些设计，使得“立法院”这个制约行政的权力非常之大，导致这个政府或者“总统”这个位置上很难做事情。

那么还有一个简单的设计制度上的问题就是它是简单多数就可以当“总统”，比方说人民水边2000年的时候当选，只是百分之三十九的选票，那么当时蓝营就是国民党自己分裂了，连战、宋楚瑜，如果你把连战、宋楚瑜得的票加在一起的话，是大约百分之六十的（选票），但台湾它简单多数，你不到百分之五十也可以，简单多数你就胜出了。

跟台湾比较接近是法国的做法，法国是如果你第一轮选举没有达到百分之五十的支持率的话，你必须进入第二轮，这样的一个选举制度设计我就觉得比较公道，也更能够真的代表民意，所以有时候是程序上出的问题，但你现在要修改这个程序非常之难，法制也好程序也好，有时候也有它的弊病，它是保护既得利益的，一旦保护既得利益就很难改动，所以台湾这个制度你问台湾的朋友，包括一些学者，要改革非常之难。

第二就是国家认同危机，也就我前面讲的，当你在这个国家认同方面有严重的困难的话，所谓争论是“爱台”还是“卖台”，“爱国”还是“卖国”，那你死我活的斗争，就变成这样的，那这种政治就没法搞下去，这个民主就没法正常地进行，因此相关就第三点，就是意识形态的对抗，一个正常的民主制度它应该是这些政治人物，首先讨论是公共政策，福利政策，税收政策，等等等等，而不是辩论这些意识形态的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就马上情绪都调动起来了，就是你死我活了。

那么第四点就是法制权威的困境，就我前面讲的，这个（台湾）文化中也是情理法，虽然有法制，但是有时候“最高法院”做的决定高等法院做的决定大家不承认，包括你比方说高等法院认可“两颗子弹”（事件）的这个结果，陈水扁当选，那很多老百姓都是不赞成，同样现在这个对陈水扁的审判，入狱等等，也有很多绿营的认为这个是政党政治，他们认为这公信力不够，达不到，那么建立民主制度你法制传统必须有，必须要有必要的公信力，否则的话很难做出这样的一种裁决大家能接受。

第五点是公民文化的不足，所谓公民文化就是尊重你的对手，尊重少数，现在台湾出现的就是一切都政治化，泛政治化，一切都可以妖魔化，“抹黄”、“抹黑”、“抹红”，散布各种谣言桃色新闻，或者是“抹黑”，说你跟“黑金政治”连在一起，或者是你如果跟大陆有什么联系，那就是“卖台”，就“抹红”等等，就不能够进行理性的这种真正的沟通和讨论问题，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第六点也是最后一点，我觉得就是美国和美国模式的过度影响，美国对台湾的渗透是方方面面的，这个是公开的秘密，从政治到到经济到社会方方面面，那么据我了解，包括这次的反服贸的这个运动，学生这个退场，也是美国施加的压力，据我知道当初这个“两颗子弹”（事件），国民党包括连战很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最后也是美国的压力，那么此外美国模式实际上自己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它还是觉得这个模式是唯一正确的民主模式，像传教士一样的向世界兜售这个模式，那么其特点就是为反对而反对，实际上现在连这个“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福山都说美国的政治是否决政治，就是两个政党互相否决对方，那么这种影响实际上在台湾也可以感到，台湾现在政治模式也是否决政治，要改革也非常的困难。

那么下面呢，我想从中国的视角来分析这台湾民主困境的原因，如果用中国大陆模式的标准来看台湾这个民主的话，首先就是缺少一种我们叫做实事求是的精神，实事求是是我们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核心原则、指导思想，但是遗憾的是，台湾现在没有这样的精神，就是你不能够对一个问题进行客观的、理性的实事求是的讨论，你就以这个服贸协议为例，这服贸协议你只要定下心来仔细地看，实际上很多学生我想绝大部分的学生占领“立法院”的根本没有看过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对台湾是非常有利的，大陆是做了相当大的让步的，我们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八十四个领域内开放对台湾包括银行、保险包括美发美容等等等等都开放，让台湾进来，而且开放程度是超过WTO的承诺，很大的开放。

当然台湾也开放六十个领域，但是我们要看一下双方的比重，台湾的服务业占它的GDP百分之七十多，而大陆是百分之四十多，所以这对台湾来说如果你理性地从台湾老百姓的福祉来说的话，无疑它（对台湾）是好处更多的，但是一下子这个民进党做一些文宣，说什么大陆劳工要来抢我们的位置等等等等，“卖台”等等，一下就泛政治化了，所以没法理性地讨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