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内容：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农业的发展，在今天却面临着种种的困难，对于中国农业发展的前途问题，也有不同的声音响起，那么如何批判性地看待中国农业的发展历程，怎样看待当下新的发展趋势与现实困难，在一片争论的声音中间，中国农业究竟应该往哪里去？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农业的发展，在今天却面临着种种的困难，对于中国农业发展的前途问题，也有不同的声音响起，那么如何批判性地看待中国农业的发展历程，怎样看待当下新的发展趋势与现实困难，在一片争论的声音中间，中国农业究竟应该往哪里去，有关这样一些问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黄宗智先生，您好。

黄宗智：主持人你好。

主持人：欢迎黄先生做客《世纪大讲堂》，现在我们看一下大屏幕，一个介绍黄先生的短片。

黄宗智，华盛顿大学博士，加利福尼亚大学荣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讲座教授，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创办人。从社会史、经济史到法律史，黄先生兴趣广泛，著作等身。他的两部经典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及《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将目光集中在中国农业，诱发了一场有关"如何认识和（评）判中国近代农业和农村"的论战，影响了一代学人。

主持人：中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业大国，很多的志士仁人想找一个出路，就是让中国的农业的发展能够走到更现代的一种形态，能够摆脱过去的传统的小农经济，所以一直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的问题呀，就是要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是要解决农民过多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要解决中国的农村土地上头的土地的单位经济效益过低的问题，那么您觉得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农村问题的一些症结吗？

黄宗智：您说的这些，我倒是基本认同的，中国最最基本的国情之一，就是人多地少，和西方国家的相对地多人少，很不一样，比如说中国现在咱们一个劳动力只有一英亩，美国一个平均家庭农场是一百英亩，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一个最最基本国情之一。最近呢有的学者，他认为你要研究中国的经济史的话，只需要看到它的市场的历史，而不需要考虑它人口的因素，但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引起一系列的错误认识，中国农业经济史，它的主线其实是市场和人口的相互作用，而它的关系的演变，这是个关键问题。而我这四十年来的研究，基本上都围绕这一个中心问题在进行。

主持人：也就是我们过去中国关于中国社会的很多的论争，特别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还有后来的很多的论争，其实都是注意到了中国的农业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够，商品化程度不够，因此想大力地去发展中国农业的商品化和它的市场化，却忽略了这种商品化、市场化不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可能就是人太多，在后面制约和平衡着。

黄宗智：其实三十年代呢当时有两大派，一派呢，特别强调这个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派呢强调社会分化，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左派的论点。而主要是今天，最近这个十年、十五年以来呢，有这样一股潮流，来势汹汹，要把这个中国的经济史说得非常美好，认为中国其实跟西方经济的历史基本一样，主要是由市场来推动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所以呢我说，倒是在今天这个语境里头就特别需要突出人口的因素。

主持人：那么就是中国的农业现在有很多的人认为，应该走西方的这一种农业经济的发展模式，应该让中国走到那个路上去，然后中国的农业才可能有一个新的历史的飞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您认为这可能吗？

黄宗智：我今天这个主要论点，其实就要突出中国所能走出的中国自己的道路，和西方的很不一样，主要是因为人口压力的因素。

主持人：好，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黄宗智教授演讲，他今天演讲的题目就是《中国农业的现实与前途》，大家欢迎。

黄宗智：我今天主要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农业从哪里来，将往哪里去，未来是不是必定要靠机械化来节省劳动力而做到规模经济效益，必定要像美国的大规模的农场那样？是不是唯有那样才能够提高务农人民的收入？如果不是的话呢，那么出路又何在？

我想先从这个食品消费讲起。中国人民的食品消费，在近三十年中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旧中国的食品消费结构，基本上是一个八一一的结构，也就是说八成粮食一成肉食一成蔬菜这样一个结构。但是呢在近二十年来，它已经很快速地朝着这个四三三型在转化，也就是说四成粮食、三成肉食、三成蔬菜水果，现在这个转换呢，已经进入到中晚期了，我们估计大概在二十年之内会结束，那么中国的农业结构呢，就相应这样的食品消费转型的这个市场需求的变化也在转型，咱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是这个农业结构的变化形成这个消费转型的可能。那么最大的变化在于这个畜、禽和鱼，以及水果和蔬菜的生产上，两者都增加了大概有四、五倍。

那么这个变化，虽然非常急剧，但是有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就一直没有变，那就是中国的农业到今天，仍然是以小规模农场加小规模的家庭农场为主。这个部分原因，当然是出于当前的这个产权制度，这个按一村一村的这样按人口来分配承包地，使用权是属于一家一户的，所有权是属于集体的，但是国家呢，是保留这个征用特权，在这样一个产权结构下，当然只可能形成小规模农场。从西方的标准来看，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中国的平均农场不到十个播种亩，而美国的是六百亩，那因此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中国的乡村，只可能在更高度的城市化和更高度的农村人民更多地转移到城市以后才可能实现，因为唯有那样，才可能做到具备规模经济效益的农场。规模经济效益，它不仅只是亚当·斯密这个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核心概念，其实也是左派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我们要是回顾一下当时这个集体化时期，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但这样的观点呢，其实来自于对中国农业经济史的一个很基本的误解，因为中国农业在人口的压力之下，它在近六个世纪以来，一个最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要在小规模家庭农场上吸收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人口压力这个现实，它迟早会是（前）苏联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所指出的，一个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就是它既是一个消费单位，也是一个生产单位，它的生产行为，能够被它的消费需要所直接影响。

也就是说在人口压力下，它可以被逼为生存的需要，而一再提高它的劳动投入，即便是它这个边际报酬下降到低于这个劳动市场的价格的水平，在逻辑上可以一直达到它这个边际报酬相当于零，那正因为如此，家庭农场它在历史上，其实比这个以利润为主和以雇佣劳动力为根据的经营式农场，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为什么？因为它能够接受更低的劳动报酬，也就意味着它能够接受更高的地租，也就说明它能够支撑更高的地价，因此呢它其实有能力可以排除经营式农场。

在三十年代的华北，中国华北平原，当时只有10%的耕地，是在经营式农场底下的，也就是说依赖雇佣劳动和以利润为主的这种农场。90%都是家庭农场，而在江南平原呢，这里呢因为棉花经济比较发达，丝绸经济也比较发达。那么棉花经济、丝绸经济它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棉花是纺纱，丝绸是缫丝，这两种活动呢，当时可以由家庭的辅助劳动力来吸收，就是说小孩、老人和妇女，而它的报酬呢，只到粮食种植的三分之一到一半，这样的劳动呢，都是由这些辅助性劳动力来吸收，因此呢它再一次比经营式（农场），就是靠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营式农场呢，更具有生命力，就从明清之际开始，已经逐步消灭这种大的经营式农场，到二十世纪（江南平原上的经营式农场）早已绝迹。

这样的历史背景呢，其实它是六十年代农业现代化的一些先决条件，正因为有这样密集的人口，当时你看这个拖拉机它所起的作用，主要并不是节省劳动力，而是促使劳动进一步密集化，怎么说呢，原来在江南地区，他种的是一年两茬，单季稻，然后是冬小麦，拖拉机来了之后，它使种植早稻变成可能，因此呢，当时可以大规模地种植三茬，早稻、晚稻、冬小麦，当时的口号是"消灭单季稻"。

而农业呢，用我的这个分析概念来说呢，农业当时是仍然在那里过密化，所谓过密化呢，就是边际报酬递减，尤其是第三茬特别明显，相对这个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来说呢，你这个报酬是递减的，那这个情况呢，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到进入新世纪之后，我说有所谓三大历史性的变迁，第一个是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到了九十年代体现于这个每年劳动力自然增长的下降，第二个呢，就是城镇化，包括农民工的大规模的非农就业，这第一和第二个趋势交叉起来，就形成第一次中国务农人员从九十年代的3.41的高峰逐渐递减，每年以2%的速度逐渐递减，也就是五、六百万人一年，到了2000年，已经降到三亿以下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迁，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说的这个第三大趋势，就是消费结构的转型。正是这三种不同来源的巨大的趋势，它们的交汇，使中国农业在今后这几十年中，可能可以去过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