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吃过整瓶氨基比林咖啡因后，代力拒绝医院的一切救治手段。一心想要证明，这种药不足以在短时间内将人致死。目的是为了弄清妹妹死亡的真相。代力以身试药的举动一时间传遍网络。代力一家也迎来了对妹妹尸体的第四次尸检。在这份由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尸检报告中，基本排除代义死于药物中毒的说法。有了权威机构的鉴定，代力一案是否有了新的进展呢？

电话采访：在那个节目播出之后，就是说在5月21号吧，黑龙江省黑河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说给仨月期限，刑事案件侦查，到现在为止，到8月17号到期，我到黑河政府去了，找政法委领导，到那儿以后政府的门都没进去，问干什么的，我说我妹妹死因，我是上访的，嫩江的，代义案的，完了一声令下给我抓起来，给我们整回来了，整回来以后，这不就是紧接着让我们在家等，我一给地区政法委打电话就告诉我等，等，一直到等到现在为止，在11月的7号8号我就听说了，在哈尔滨一个宾馆，秘密开了一个所谓的论证会。

到会的专家十多位，所谓的专家吧，据我了解好像专家就那么两位，剩下都没离开公安口。完就召集吃饭，就说代义还是药物中毒，就完事了。他们哪个单位盖戳了，这个论证会，哪个单位哪个专家签字了，哪个鉴定单位说，出来一个鉴定单位说给盖戳了，说代义就是药物中毒，没有。不论多艰难，我们家全家倾家荡产，我要打到底，和谐法制社会，死的是个人，人命关天。大伙儿，让我信服了的东西我信服，信服不了的东西我不会认可。我继续维权，我继续告状上访。

曾子墨：早在1999年，辽宁省沈阳市提出了“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并迅速在全省推广。第二年沈阳市辖内新民市，有141名大学生通过正规的招考被录用，他们走进乡间，做上了村官。然而10年后的今天，由于工资待遇等问题，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却成了让当地政府头疼的上访户。

解说：因为工资被拖欠万余元，且要改签临时工合同，辽宁新民市邢曼丽和另外20多名大学生村官一起走上了上访之路。

曾子墨：你现在的身份确切地说是什么？

邢曼丽：还是一村一名大学生。

曾子墨：你希望改变成什么？

邢曼丽：你要么就给我进事业编，要么就进公务员。你必须明确一个身份啊。

解说：当年只有23岁的金海英，也被这份由政府提供的稳定工作所吸引。

曾子墨：9年前选择去村里面当村官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金海英：首先这管理，招录的主体是组织部人事局，这也算是将来在人才任用上应该说是一个挺权威的一个部门，再有一个就是说工资待遇，按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资标准确定。对你们来说这都是最大的诱惑？

解说：但是，从1999年到2004年，每个月500多块的薪水距离事业单位同等人员的工资水平相距甚远，大学生村官们决定上访。上访2年之后，2006年7月，邢曼丽的工资由541块涨到了961块。但是很快欠薪现象开始严重起来，2008年3月，月薪961块的邢曼丽一共被欠了10158元，其他大学生村官也大都如此。

曾子墨：您后悔当初的选择吗？

邢曼丽：现在后悔。

曾子墨：那你后悔的是什么？

邢曼丽：后悔的是我付出这么多的辛苦，却没有回报。

曾子墨：你要的回报是什么？

邢曼丽：就是工资待遇和身份。

解说：就在大学生村官们在梦想进入公务员编制的时候，一个意外结果却让他们绝望了。当地政府决定跟他们改签临时工合同。哗然之后，大学生村官们再次集体上访。但是，现在的情况似乎更加恶化了。

电话采访邢曼丽金海英：我们就是前一段，11月12号出来一个实施细则，没有落款，没有公章，什么都没有，就是你知道就是两篇纸打印出来的东西，言外之意说考试，就要四十个，二十个那叫做全额，二十个差额的，顶岗待编。现在我们各乡镇的在11月12号都是工作交接钥匙上交，这是人事局下的命令，当时给各乡镇的组委开的会。如果要是考进前四十名，有顶岗待编这个可能性最起码就是说将来有进事业单位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要考41名以下，剩下的80人肯定就，按现在说就是回家。那如果真的失业的话你有什么别的打算吗？

金海英：我要是考不上这40里头的，我肯定还要找，最起码我们9年的养老保险，一些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以后不需要你给我安排了，你们也说又没有编，又是我们不优秀又怎怎地，但是最起码这9年，我们这9整年是发生了工作关系，那我们这9年的青春，甚至应该有些补偿吧？什么也没有。

记者：在过去拖欠你们的工资，或者说是这个补贴津贴，都已经发放了吗？

金海英：补贴津贴没发，就是咱们凤凰卫视播过我们的节目之后，大概在一礼拜左右吧，比如说我补了7100块钱，像邢曼丽可能是补了六千多一点吧，是五千多。当时补的工资是十年以来拖欠的那种调档工资知道吧，就每年涨工资，他就不给涨，就那一部分钱，就是十年以来欠的这部分钱。

记者：那你会选择继续上访吗？

金海英：我现在无能为力了。因为现在看出来了，我上北京去了那么多次，不解决问题。

曾子墨：告别了2009年，在这一年我们共同见证历史、经历悲喜。从抗击甲型流感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在应对重大疫情时的淡定从容；从“躲猫猫”等一系列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司法机关在逐步走向透明和公正。我们有理由相信，2010年的中国，弱势的群体和弱者的声音会更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