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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周我们讨论了屈原的生平。但是我们所说的中华文化记忆是宏观的，而不会仅仅局限于某一些个人。屈原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隆重登场，明显地代表着长江文明的形象。在他之前的夏、商、周三代的文明史迹和诸子百家，基本的活动中心都在黄河流域，因此说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并没有错，但是，这位屈原，恰恰出生在万里长江最险峻、最壮观、也最有概括力的三峡。他作为一个象征，意味着长江文明也要在最高的文化层面上发言了。
在航海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这三大人类文明方式中，中华文明的主体属于农耕文明，而农耕文明又必然是大河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主要是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这两种文明的进退、较量和迁徙，决定了中华文明的生命脉络。
很多人认为，在中国古代，黄河文明是主角，从东晋以后的南迁潮流才使荒蛮的长江流域慢慢崛起。但也有人认为从考古发掘发现，无论从长江上游的三星堆到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都有灿烂的文化成果。屈原出生地附近也有大量古文化遗址。因此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只不过长江文明的呈现方式不同，较少被黄河流域的史官所关注。
以屈原为代表的长江文明，对于以黄河文明为主干的中华文明来说，有同，更有异。尽管中华文明在表面上接受屈原，但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只是敬而远之，例如屈原的诗化个人主义，屈原的毫不妥协的固守和愤恨，屈原处置生命的方式等等，都与主流文明方式南辕北辙。
屈原不仅仅是屈原。他的抗秦思维，既有可能被看成是“爱国主义”，也有可能被看成是中国统一大业的障碍。从郭沫若先生开始，都把屈原称为“爱国诗人”，直到今天很多学者、教授仍沿用这个称呼。但必须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爱国主义”内涵是不同的。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到了秦汉帝国时候，中国才有真正的国家观念，在真正的国家观念建立前，各个小邦国纷争中的“爱国主义”，不应该偷换概念扩充成今天普遍理解的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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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罗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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