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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出现首先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战国时代的封建经济的飞跃发展为“百家争鸣”创造了前提。自然科学水平比以前发达，天文、历法、数学有了新突破，医学、地学、工艺学等在古代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成就为古代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思想素材。
在社会大变革时期，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斗争交织在一起，使阶级关系出现了新变动。当时的社会矛盾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主要矛盾，还有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的矛盾，农民阶级和没落奴隶主的矛盾，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手工业者与地主阶级、奴隶主阶级的矛盾等等。他们都要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寻找自己的代言人，推销自己的主张，恰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新民主主义论》）
“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兴起，士的解放，这是“百家争鸣”出现的重要原因。春秋战国以来，私学兴起，在私学中培养出一大批士，原先文士、武士不分，现在从士的队伍中分化出一大批文士。齐稷下学宫是齐威王、宣王时期东方各国文士聚集活动的场所。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十分尊宠他们。先后来学宫的著名学者就有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荀卿也曾游学于稷下学宫。这里盛况空前，学士可达数百千人。
这些士从武士分化出来专门从文，他们“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集中精力探讨学术问题，有了这样一支专门队伍，有利于当时的学术繁荣。过去的士人身没有自由，他们“不臣二君”，还要“委质于君”，按宗法等级制规定：“大夫臣士”，士必须隶属于大夫。现在的士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出现了“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新情况，他们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周游列国，可以选择与自己政见相投的新主子。现在文士队伍空前增多，以中牟这个地方为例，王登任中牟令后，重用和奖励文士，所以“中牟之人弃田耘，卖宅圃而文学者邑之半”。
战国时代养士之风风靡一时，养士著名的“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魏信陵君无忌因礼贤下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赵平原君胜“豪杰之士，多在君之右”，得敢死之士三千人。齐孟尝君田文“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甚至“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秦吕不韦招致士，养食客三千人。编纂《吕氏春秋》，也当以文士为主。食客成分复杂，其中必有部分为文士。这些士挣脱了奴隶制的束缚，周游列国，奔走呼号，发表自己的见解，活跃了战国时代的学术空气。
（选自詹子庆：《先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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