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致使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地主阶级的思想还没能成为统治思想，这就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使春秋战国时期各阶级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战国时期，各诸侯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逐鹿中原，十分需要借重知识分子，因而“养士”之风盛行。战国初期，魏文侯尊贤礼士，在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如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李悝、吴起、西门豹、乐羊等。他们对魏国的强大起了很大的作用。齐威王、宣王时在都城临淄的西门外设稷下学宫，招徕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盐铁论·论儒》）而稷下“学士”有“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后来的大贵族“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诸侯、贵族的“养士”之风显然对“百家争鸣”起了促进作用。    

战国诸侯对“士”往往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他们虽然有所偏重和选择，但对各家的学术兼容并蓄。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这样，田齐政权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而礼之，允许其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议论政事。这是因为战国诸侯为了巩固其政权，要从多方面去总结政治得失，摸索统治经验，因此对各家各派“兼而礼之”。《淮南子·汜论训》说：“百家殊业，兼务于治”。可见百家学说，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都可以进行选择，各取所儒。由于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者留，不合者去”，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这也为“百家争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培养了冲破旧传统思想的束缚、敢于探求的精神，从而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直接交锋。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诸子百家”存在着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百家争鸣”过程中，有儒、墨之争，儒、法之争，儒、道之争，等等，就是在一家之中，内部也有不同派别的争论。诸子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救世的主张。正如《淮南子·要略》说，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这样就形成了各家各派的特色。如《尸子·广泽》所说：“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又如《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诸子虽各有特点，但他们往往各执一端，有其片面性。荀子曾批评当时各家自以为是：“私其所积，唯恐闻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荀子·解蔽》）这种情况，恐怕也是难免的。  

在春秋战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里，虽然纷纭淆乱，但各个阶段仍有其斗争的中心问题。在春秋末期，主要是儒、墨显学的对立和斗争。在战国早、中期，则出现了儒、墨（翟）、杨（朱）三家鼎立的局面。战国中期，在齐国稷下学宫，黄老之学有颇大的发展，到战国中期比孟子稍晚的庄子，又发展了老子的学说，使道家有了较大的起色。而早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等，主要在政治经济领域从事变法改革，他们对儒家的思想斗争，其理论并不完整，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所占的地位也不十分重要。因此，孟子主要论辩的对手是杨、墨两家。到了战国后期，韩非总结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才使法家的理论趋于完善。法家对儒家比较系统的批判是从韩非开始的。   

从总的方面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是剧烈的社会变革与阶级变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作者：孙开泰 来源：《文史知识》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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