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工作， 还需要提到香港饶宗颐先生主编的《甲骨文通检》〔8〕。《通检》已出四册，第一册先公、先王、先妣、贞人，第二册地名，第三册天文气象，第四册职官人物，极便学者。据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有“甲骨文电脑资料库研究计划”，规模宏大，刻正逐步实施中。

甲骨的缀合复原，也是整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缀合专书，始于曾毅公先生1939年的《甲骨叕存》，该书于1950年扩大出版为《甲骨缀合编》。专就抗战前发掘所获甲骨缀合的，有郭若愚先生等《殷虚文字缀合》〔9〕、张秉权先生《殷虚文字丙编》〔10〕。70年代，又有严一萍《甲骨缀合新编》及《甲骨缀合新编补》〔11〕。

据以上叙述可见，甲骨的著录和整理，于几代学者的努力下，业已有了显著的成绩，为深入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今后没有更多工作好做。以材料的搜集而论，国内外还有若干公私收藏，数量尽管不多，仍有精品，令人兴遗珠之叹。著录的方式也可以改进。早期仅用拓本，甚或限于条件，以摹绘代之，不少原物至今已不可见，非常可惜。实则甲骨除文字以外，其本身尚须从许多角度考察研究，不是拓片摹本所能代替。对较重要的标本，采用彩色摄影等等方法著录，将有裨于研究的进展。缀合拼复也有好多工作可以进行。比如《殷虚文字乙编》新版和补遗已出，《甲、乙编》的坑层记录也发表了，使这些发掘材料的进一步拚缀更有条件。

甲骨文字的考释，是古文字学最明显的一项成果。自1904年孙诒让著《契文举例》发端，不知有多少学人于此付出心力。释读文字的作品，在每年出现的甲骨学论作中，总是数居首位。

已出土甲骨到底包含多少不同的字，长期以来学者间有各种估计。多数人根据孙海波《甲骨文编》、金祥恒《续甲骨文编》，推定为5000字以上，然而近日有学者做了仔细研究，指出只有4000字左右，其说当更可据。于省吾先生考释甲骨文字，收获甚巨，其《甲骨文字释林》自序云，甲骨文字“已被确认的字还不到三分之一，不认识的字中虽有不少属于冷僻不常用者，但在常用字中之不认识者，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大的。……所以说目前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较诸罗（振玉）、王（国维）时代虽然有所发展，但进度有限。”20年前他这番话今天仍旧适用，可见甲骨文的读释是十分困难的。有人宣称在短期内释出多少字，断不可信。

甲骨文的字编，起着汇集文字考释成果的作用。这种字编虽以罗振玉1916年的《殷虚书契待问编》为滥觞，惟其内容限于待考，真正成系统的当以1920年王襄先生《簠室殷契类纂》、1923年商承祚先生《殷虚文字类编》为最早，而最流行的是孙海波《甲骨文编》。《甲骨文编》初版于1934年，1965年出了修订版〔12〕。近年新出的徐中舒先生主编《甲骨文字典》〔13〕，更为广博精审。结集诸家训释的专书，过去较完备的是李孝定先生《甲骨文字集释》〔14〕，近期则有上面谈到的《甲骨文字诂林》，着手考释甲骨文字者都可由之得到帮助。

董作宾先生1935年的名文《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5〕，是殷墟甲骨分期的开山之作。“断代研究”本为一词，由于大家习引《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在古文字学界竟把“断代”当成“分期”的同义语了。甲骨大多是非发掘品，缺少坑位和地层关系的记录，给分期带来障碍。董氏以发掘材料为基础，创立了五期的分期学说，为学者普遍遵循。此后随着殷墟发掘中甲骨新材料的发现，他对自己的分期作了几次补充修改，如在《殷虚文字乙编自序》中提出“文武丁卜辞”之说，在《甲骨学五十年》中认为第一期应包括祖庚。“文武丁卜辞”说引起了一系列讨论，陈梦家先生1951年起在《燕京学报》上发表《甲骨断代学》（后收入《殷虚卜辞综述》）〔16〕，指出“文武丁卜辞”其实属于武丁时代。1953年，日本贝塚茂树、伊藤道治两先生的《甲骨文断代研究法之再检讨》〔17〕，也有类似意见。陈梦家等先生的见解，近年已得到考古发掘证据的支持。

在“文武丁卜辞”问题讨论之后，又有“历组卜辞”的问题。历组卜辞基本上即董氏五期中第四期那类卜辞。1928年，加拿大学者明义士作《殷虚卜辞后编序》（未完成），曾认为这类卜辞属武丁后半至祖庚时。1960年以后，我达到类似的看法，1977年以殷墟妇好墓的发现为契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此说后来幸得裘锡圭、林沄等先生的支持发展，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反对。1973年小屯南地的发掘，进一步刺激了有关的讨论。由历组卜辞的研究，引申到甲骨分期理论的检讨，形成了被称为“两系说”的分期新说。关于新说的详情，可看1996年末出版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一书〔18〕。

甲骨分期讨论持不同见解的各方，对有关研究的深入都有其贡献，这是我多次强调过的。综观讨论的过程，田野发掘的进展实有其决定的影响。最近小屯南地发掘报告的发表〔19〕，使我们对不同意“两系说”的看法有了更多的认识〔20〕。相信殷墟的继续发掘，会促进分期问题的解决，到那个时候，运用甲骨材料去探讨历史文化就将更加便利。

殷墟甲骨的发现，引导到殷墟遗址的确认及其一系列发掘，从而展现出商代丰富光辉的文化面貌，已经载入世界考古学的史册〔21〕。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一重大发现以不容辩驳的证据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对于我国绵延久远的历史，曾有种种怀疑否定的论点，例如19世纪晚年，有名考古学者德摩根在其《史前人类》中，便断言中国文明只能上溯到公元前7、8世纪〔22〕，与其后国内提出的“东周以上无史”论相合。甲骨的发现和殷墟发掘，一下子恢复了一大段古史。王国维研究甲骨，论证了商朝先公先王的谱系，他说：“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23〕这在方法论上为古史的重建带来了光明，无怪乎郭沫若先生在1929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对王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甲骨学一百年间，名家辈出，论作如林，特别是50年代以来，发展更为迅速。《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出版于1952年，所收876条， 当时已叹为大观，而1991年印行的《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24〕，竟有16开本631页。繁多丰富的成果，自然不是小文所能缕述的。 好在这些年有了一些概述性的专著，如王宇信《甲骨学通论》，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等。我们期待最近能出现规模更大，像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那样的著作，对20世纪甲骨学作全面的总结。

甲骨学的研究尽管已有相当长的历史，非常多的成果，但仍然有好多工作要做，许多疑难没有解决。实际上，甲骨的奥蕴大部分还不曾抉发，用以探究古代历史文化也大有可为。以为甲骨研究得差不多了的止步自画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十几年前，我曾试提过古文字学的15个课题〔25〕，其中5个是甲骨方面的，即卜法和文例的研究、 分期的研究、缀合与排谱、历法的研究及地理的研究，今天看来都仍有待探讨。这里想特别说的，是甲骨学今后的发展一定要进一步以考古学为基础。甲骨本身是一种考古遗物，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样适用于甲骨的研究，随着考古学与现代科技的结合，甲骨的鉴定研究也会引进新的手段〔26〕。相信21世纪的甲骨学将更为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