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董玉飞“再坚强一点”,他将享受到北川震后的首个双休日

但如果双休日能解决问题,或许这个汉子也不会结束自己生命

震后5个月发生了什么,是怎么样的压力竟比8级地震更夺命

三尺红布钉在门楣上方,随风无声飘动。据称为了辟邪。

四川安县老县城安昌镇,安州大道中段,一栋装修粗陋的二层民房。二楼有套两室一厅,曾是北川县农办的办公、住宿两用房,后来成为宿舍。这是一个缩影,绝大多数北川干部在类似条件下生活、工作,艰苦、压力大,且要承担与家人分居之苦。

10月3日下午,北川农办、救灾办主任董玉飞在此,用一根细棉绳结束自己40岁的生命。现场留有遗书,较为核心的一句话是“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

10月8日,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同时,这起四川灾后首例政府官员轻生案现诸媒体。

10月11-12日,北川干部迎来震后首个双休日。

当我们迎着阳光,带着周末遗留的一点点慵懒开始新一周的工作时,不禁感慨,在遥远的北川,董玉飞终于还是等不到这个双休日。然而双休日能否承受地震灾区干部的心理之重?我们追寻一个灾区干部自杀的前后细节,试图追问,是什么样的压力比8级地震更甚,以至于能击倒一个英雄干部,而怎么样才能解除像堰塞湖般高悬的心理阴影……

遗书透露压力太大

40岁的女房东苟兴碧当然记得那个可怕的下午。

“4点钟,我在外面工地做小工,就被人叫回家,说死了人。回来一看,家里挤满人,30多个,还有警察。”她根本没想到,死者会是董主任,“高高大大,好开朗、好和气的一个人”。

自杀时间大约在下午3点多,最早发现者是董的爱人李曌。当天中午,李曌接到董的来电,叫她前往宿舍送衣服。下午3点半左右,李曌赶到,可叫不开门,打手机也只听见二楼手机在响却没人接听。

李曌慌了,来到不远处的现北川农办办公室,找到董玉飞的同事刘丰(化名)。他们一起把木梯架在凳子上,正好够着二楼房间窗户。李曌先爬进去,当场哭得稀里哗啦。刘跟着爬入,发现董已经不行了,“倒在地上,没气了,但体温还有”。刘试图对董进行人工呼吸,但抢救无效。

董玉飞是绳套床柱睡在床吊死的。后来,坊间有其“利刃抹喉”的说法,显然是警方对案情格外保密,外界误传所致。

自尽现场,电磁炉上已熬好一副中药,余温尚在。10天前董被查出患有前列腺炎。书桌上,一叠报纸压着一纸遗书。刘丰往遗书匆匆一瞥,记得是交代他弟弟董卓锴的:“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我已经年过四十”,“弟弟你要像对待亲姐姐一样照顾好嫂子”,“我不孝,跪拜父母、岳父母”。

弟弟董卓锴是北川县白什乡乡长,在地震中失去妻儿。他听闻噩耗,从白什乡赶来时已是深夜。他对记者说,遗书主要表达了哥哥生前的繁重工作和失去爱子后的悲痛。

警方向记者透露,董玉飞去世当天即介入调查,确定为自杀身亡,不过,“遗书内容不方便告知”。但无论何种说法,遗书核心内容很一致:“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

10月5日,北川方面在桑枣镇给董玉飞举行一个简单的送行仪式。上百干部、群众自发前往,无人不动容,无人不落泪。

玉飞的办公桌仍未清理,上面依序摆放蓝色文件夹、文具、通讯录、10厘米厚的工作材料。最后的工作印迹,是最上面的10月3日、第57期的《重建专报(农房)》,上载建设进度,“需恢复重建永久性住房37827户。今日开工1户,累计开工10025户；累计已完工1393户”；以及问题反映,“交通不畅,建材运输困难,农房重建工作进展缓慢”。

尽力将丧子之痛隐藏在一个省略号里,但终于放声痛哭

董玉飞之死,由地震而起,这是众人一致的看法。

然而,在惊魂未定的众人口中,董玉飞地震丧子的细节却难以尽述。大灾突至,大家都在承受每一份切身之痛,清晰重放一些记忆的同时,另一些记忆又变得模糊不清。

大家只记得基本事实:董玉飞在地震中失去了儿子、侄儿、弟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