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梁先生讲一讲，为什么很多人觉得香港这个经济越来越差？

梁振英：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问题，三年前政府推动工资保障运动，不很成功，所以去年我们作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下了决心做了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但是同时我觉得是难能可贵的一个决定是我们提出要立法规定最低工资，就是在分配这个问题上做些事情，我们现在谈决定工资水平应该是多少，这个决定对香港来说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下面基层的工人，他没有得到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应该带来的一些好处，所以这些工作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做。

其实我个人感觉，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过去几年，对这些问题香港人总的来说，这个思潮有点变，这个我看是跟香港回归有关的，就是香港回归了，我们这个地方大伙慢慢的对这个地方有了归属感，就是我们不再想了，不再想移民到澳洲，到加拿大，我们子孙后代都会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我们想问题想的比较长远一些，不是只想今天、明天。同时我们想问题不仅想自己，也想别人，想别人这个群体越来越大，就想到全香港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变化，所以我一直在推这个说法，家是香港，不仅是家在香港，随着空间的关系，我一家五口也好，四口也好，我的家在香港这个地方，因为空间关系你可以搬，但是家是香港，就是700万人之间的感情关系，我们基本上像一家人一样。

马家辉：就等于香港是我家的，我家就是香港。

梁振英：在一些问题上经济成果的分配问题上，我们多想想别人，我现在感觉一个很好的苗头，所以有关的工作我们在社会各个阶层来做。

马家辉：容易吗？梁先生，因为特别最近两年，有人是担心提出一个说法，香港在管制上面好像寸步难行，特别您刚刚提到说，香港的认同感越来越高，这是很好，可是认同感越来越高的意思是说，很多市民对很多事情以前可能不理的，很多公共政策出来，没办法了，我也懒得理你了，我多炒股票就好了。现在不是，这个反对那个抗议，很多事情。结果现在很多的政策，不管是教育语言的问题、房地产等等，很多方面的政策，还有整个社区发展，重建的问题都受到很大的障碍。要么就是完全停下来，要么往回走，这个你怎么看？有人甚至用几个字来形容，没法管制，整个运作不下去，有人是有这个担心，你觉得是有这个情况吗？

梁振英：我们从好的方面来看，香港社会过去十几年出现的一些种种要求，我觉得有它积极的里面，1997前大伙不会谈香港的海港保护、香港的教育制度、香港的房屋问题、香港的经济结构问题，为什么？那个时候很多社会上的人，尤其是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他的心不在香港，他的将来在澳大利亚、在加拿大，在其他地方，你那个时候跟他谈，我们坐下来研究一下香港的环境保护问题，像海港保护问题等等，他说保护什么？我明天走了。说空气问题？澳洲的空气很好。教育制度？加拿大的教育制度没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经常提出，要求香港多关心香港，多表达意见。大伙那个时候长远的事情不想。

回归之后呢，对海港问题、环境问题、教育问题，还有医疗保健问题，我们经济结构问题等等，一下子，因为不走了，走了的人又回来了，那么大家想长远，不仅想自己还想子孙，很多。这些长远问题，宏观问题一下子出来了。也包括最近社会上一些年轻人，譬如说他要保护天星码头，他要保护皇后码头，那么有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就说有什么好保护的，没有什么历史价值，就几十年这个码头，没有什么建筑上的价值。但是我想对年轻人来说，不一样，这些码头，还有香港一些地方、一些农村等等，对年轻人的价值不一样。因为他们这一代完全是生在这个地方，长在这个地方，也从来没有想过移民的这一代，是香港的新生代，所以他们对这些东西的感情，跟我们这一代，跟我们父母那一代都不一样。

窦文涛：不要说他们了，就连我这个算外来移民，我都对天星码头是我对香港的感情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梁振英：刚才说了，年轻人也好，其他的年龄组别的朋友也好，他要保育。那么我们社会要发展，我们人越来越多，我们今天空间的标准要低，我们怎么去平衡保育跟发展，这是另外一码事。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尤其是年轻人，他对今天香港的感情，应该说跟我们那一代、跟我们父母那一代不一样。就这个问题来说，从好的方面来说，应该是我们应当好好去调动一个积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