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10月12日《锵锵三人行》文字实录：

窦文涛：《锵锵三人行》。咱们跟轶君就最近的这本书，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许老师，为什么最近我老听见人给我提这书呢？是不是因为你们文化界的一个？

许子东：这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六十年，她自己也说，她写这本书的起因是1989年，1989年的时候，德国柏林墙倒了，世界格局发生大变化，她就开始对1949年以来的两岸的分居的情况产生（想法）。1999年的时候，她想写，可是马英九请她去做文化局长，马英九做台北市长。

周轶君：对，龙应台做官。

许子东：龙应台就做官了。我们圈子里，大家都非常佩服龙应台的笔很厉害，所以她现在这个书一直拖到2009年来写，她虽然写的是很多平常人的人道战争中的，普通人的遭遇，她的同情心不仅是在战败的国民党，甚至在台湾人来说，她是同情本省人，她觉得在台湾国民党是一个“占领者”，所以这么一个弱者角度的历史。但是放回到整个六十年，两岸文化的互动里面，它这个当然是比较引人注意的。

窦文涛：你看它这个书皮写的，“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说龙应台用最谦卑温柔的心灵，让你看见我们的父母一整代人，叫隐忍不言的伤。

周轶君：这是广告词。

许子东：你是很感动的，是吧？

窦文涛：你觉得这本书里面有什么闪光的点？

周轶君：你其实光看它标题就很动人，真的笔厉害，第一篇叫“在这里，我松开你的手”，那种音乐感都出来了。但是她里面讲了很多很好玩的，我觉得她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战争，战争当中不仅仅有悲、气这些东西，也有一些好玩的，甚至是感人的东西。比如说，现在的一个台湾诗人，当年怎么被骗去当兵的。他说看见墙上贴了一个，说有骨气，有热血的青年去台湾，然后就去了，而且刚刚到那儿，别人其实骗他们去当兵，给他们吃肉，吃的香，第二天还想吃，就去了，然后连家长都劝不住了，说别去，有肉吃，而且告诉他们说去台湾，台湾好，台湾是东方瑞士，那儿特别干净，渔民去打鱼，不用结网，不用撒网，那个鱼自动到他们船边来，他们都信。而且跟他们说去台湾，穿美式装备，还有一种叫软玻璃衣服，说你穿上还能看见你里面穿的是什么衣服。然后就去了，一到台湾那些人全变脸，对他们特别的凶恶，然后龙应台问，你穿上了什么软玻璃衣服，穿了，但后来就发现，卖鱼的也穿，就是雨衣嘛。

窦文涛：就是雨衣。

许子东：软玻璃衣服。

周轶君：人那时候很好玩。还有一件事，她说当时是有一些人，是国军溃败，到了中越的边境，越南边境说有很多山，叫十万大山。一路被人追打，一路逃，翻过了山。越南当时是法军占领的，说跟法国有一个协议说，说我们放下武器穿过这个地方。后来他们去放武器的时候，你们这个枪归枪，手榴弹归手榴弹一堆，队伍当中有一个军乐队，军乐队扛着鼓、锣那些东西，也跟他们逃了那么久。

许子东：不知放哪边好。

周轶君：说不知道这个大的号、鼓该放哪一边，当时就有一个人拿了一个号子，想放到枪那边去，这时候法国士兵跟他说，这不是武器，你可以带走，就那一刻，他说我看到这个叫文明，这个叫教养，就这支军乐队保留下来，跟他们后来被关了三年多以后，而且在难民营关了三年多去台湾，在当时的码头，还成立了一个军乐队，一直在表演，一直在唱戏，这样把大家的一种精神保留下来。

许子东：这个法国人是不懂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文艺是最有利的武器。

周轶君：这个应该第一个收掉，是吧。

许子东：不过我想说句公平话，其实对战争这种细节反省，内地的很多作者，常常是军中作家，做了很好的描写。我那集也讲了，有一个应该是空军的作家乔良。

窦文涛：对。

许子东：他就写《灵旗》，《灵旗》写什么，写渡湘江作战，就红军撤退的悲惨的一幕，还有讲AB团，江西根据地里边肃反最早的冤案，而且是从当地的农民，一个青果老爹这种角度。其实后来你想《红高粱》，因为中国内地的一直这种战争叙述，那种小故事是被大叙述编排掉了，归类掉了，归类下来总是多数的穷苦的农民，被少数的富人压迫，然后国民党帮富人，共产党帮穷人，然后新文化的知识分子总是站在共产党这一边，老的祠堂的讲孔教的那些老先生，那个都是跟国民党地主一边，《红旗谱》就是最好的例子，把中国社会做了一个图形的分析，可是后来很多作家，通过非常具体的小事情，来改写、颠覆这么一个模式。最简单的例子，最脍炙人口的例子就是《红高粱》，《红高粱》就在这么一个故事里边，最后它里面打日本人的，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是土匪。

周轶君：对，它里面就有说到。

许子东：你看这个历史是非常复杂的东西。

窦文涛：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