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既是日本天皇的战争祭坛，又是日本一个表情最为复杂的舞台。它是日本“大和魂”的精神堡垒，战争与和平，生与死，殖民主义与爱国主义，名誉与羞耻，宗教与政治，右翼与左翼，不断在这个舞台上交锋呐喊。

我要拍的是打破纪录片与剧情片类型界限的不伦不类的电影

1985年，22岁的李缨刚刚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中央电视台，很快被派往西藏拍摄纪录片。他发烧了，输液的细塑料管里，还有沉淀的渣子……在抢救的过程中，有一瞬间，他感到自己离开了身体，可以清楚地看见医生和护士围着自己抢救，他们说话的声音，呼吸的声音，都很清楚。

“仿佛死了一回。”21年之后，这一幕还是如此清楚，以至影响了这个人的一生，“我的影像，都和死亡有关，与生命有关。”1989年初到日本，李缨不会一句日语，住在4.5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做过清洁工，又做百货公司的搬运工———他做了3年搬运工，至今手上还有厚厚的老茧。

当搬运工的李缨有一天很偶然地看到了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电影《梦》，突然对自己说，我也要拍电影！当他回到家给前妻说这件事时，前妻说了一句：“你算了吧！”

李缨在1993年与制片人张怡组建了龙影公司，不断参与日本电视台纪录片的制作，终于在1997年开始制作自己的电影。这个普通话、广东话和日语全都说得不伦不类的导演说，我要拍的是打破纪录片与剧情片类型界限的不伦不类的电影。

在日本的流浪和孤独中，他认识了马晋三老人。经过七八年的筹备和拍摄，李缨把他晚年的生活纪录下来，便是后来的《2H》。

两小时的电影中，不提老人一生复杂的历史背景，而是集中反映他生命中最后一年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与中国留日青年女画家之间的深厚友谊，不用一句解说词和任何说明性的字幕，当中混合着虚构的剧情。它究竟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呢？李缨的界限是模糊的，但里面的人物是真实的。他说电影的生命力在于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碰撞出一种生命与情感的化学反应，只有超越形式感才能超越各种表面的真实。

这个曾经是将军的世纪老人，谈起历史，觉得历史都是狗屎。老人留下的遗嘱，第一句话就是讲自己：“1902年12月26日，在云南出生，近百年来，适逢世纪动荡，祖国混乱，历尽艰辛痛苦。”李缨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遗嘱，一看到眼泪就要掉下来了。“我觉得就表达历史而言，这已经足够了”。

“不伦不类”的电影探索继续到了《蒙娜丽莎》(又名《非常家事》)，李缨用真实生活中被诱拐的一个女性作主演，描述了一个诱拐犯家庭崩溃瓦解的悲情故事，这是一部既被当作故事片又被当作纪录片的另类电影，整个故事围绕着一个正在走向死亡的人物展开。

和日本同事去KTV，同事很自然地唱起日本侵略中国时的军歌

1998年5月23日，靖国神社内外军国主义嚣张，颠倒黑白、为战犯树碑立传的影片《尊严》出笼。李缨在电影导演协会国际委员会与《尊严》的导演面对面进行论战，长达3个小时，这份谈话记录，全文发表在日本电影导演协会的刊物上。

中国诗人李士非，李缨的父亲，去东京看望儿子。日本的繁华市景以及优美的居住环境赢得诗人的衷心赞美：“大街/小巷/凡有泥土的地方/都有树木花坛/流经市区的河川/清澈如山泉/水面没有垃圾/只有飘落的花瓣。”

“这真是一个爱树爱花爱鸟的民族。”有一天，李士非老人在街头闲逛，忽然听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旋律在空中响起，他仔细辨听，原来唱的是《进攻徐州战歌》。60多年前，日军进攻江苏徐州前，为鼓动士兵，写了一首《进攻徐州战歌》，日军一边高唱这首歌，一边凶猛地进攻。他是在战场上亲耳听到这首歌的，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想不到事隔60余年，亡灵再现。

李缨和日本同事去KTV唱歌，同事也很自然地就唱起日本侵略中国时的军歌。

1997年，李缨代理了由中国人制作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但是日本人普遍不接受这个，不接受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这段历史。李缨接触了很多日本的学者、教授，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抓住一点不够精确的地方来否定全盘。李缨发现，这是日本的一个社会问题，在南京大屠杀这件历史大事上，日本人的认知跟中国人有着如此之深的隔阂。

李缨想拍一部跟南京有关的电影。1997年，他到原附属于靖国神社的军人会馆去拍摄一个“南京问题六十周年研讨会”。研讨会开场，即放映日军当年拍摄的纪录片《南京》，里面有日军怎么攻入南京，怎么在南京城里维持秩序。放映到日军占领南京、举行升国旗仪式时，会场上竟然响起一片掌声。当时，他震惊的程度，就如同听到了一阵横扫而来的枪声！他决定要碰一碰靖国神社，这个在日本国内影视界完全不敢触碰的禁区。

日本电影史上没人拍过这个

1869年，明治天皇为了纪念那些帮助他建立明治政府的战死者，创立了“东京招魂社”。10年后的1879年正式更名为“靖国神社”。迄今为止已有246万多个在历次战争中战死的军人被招为“英灵”供奉于此，其中80%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他们的名字精确到个人。同时靖国神社也供奉了一些人类历史上恶贯满盈、臭名昭著的人物，比如中国人熟悉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东条英机，南京大屠杀主要罪犯松井石根等等。

“你是中国人，你为什么要这样表达我们日本人都表达不清楚的问题？在日本电影史上就没有人拍过这个。”日本同行对李缨这样反应。

靖国神社内的战争博物馆，叫“游就馆”。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战争在这里被称为“支那事变”，而为了维护日本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侵略战果和既得利益而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被称为自卫战争。

靖国神社从一开始就与日本军国主义密不可分，并且一直由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管辖。在日本对外侵略中，靖国神社起到了控制国民意识形态、为侵略战争服务的特殊作用，也成为日本国民非常重要的精神归宿。

在台湾台中市，有一位名叫陈阿娇的老妇人，她的青年时代是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度过的。在殖民时期，一出生就成了“日本人”的陈阿娇，现在最习惯的语言仍然是日本语。如今这位已经80多岁的老妇人还能清晰地记得当年丈夫出征的情形。

1943年，丈夫被征兵，穿着日本军服开往南洋，一个月后战死，时年22岁。陈阿娇去高雄港口领取丈夫遗骨的时候，怀着8个月的身孕，还抱着一个3岁的孩子，用了一个星期步行了近150公里。一路上，陈阿娇历尽辛苦。她说，支撑她的，是丈夫在出征前，两人一起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靖国神社之歌”，那是一首约定死后在靖国神社相见的歌。

在陈阿娇的观念中，靖国神社是自己精神寄托的地方，因为那是丈夫灵魂安息的地方。

在台湾做纪录片的朋友帮助李缨去找陈阿娇，终于找到了。李缨问她：“你真觉得你丈夫的灵在靖国神社里吗？”陈阿娇说：“那当然，歌词就是为东洋更和平，不必流泪，不都是为了国家工作吗？”

和陈阿娇一样，在日本本国及其殖民地和被侵略国中，有很多普通百姓都曾被战争中的“军国主义教育”洗过脑，而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是通过大量建立神社完成的，许多殖民地的人们就在这样的教育之下失去了他们本民族的尊严，而成为为天皇作战、为天皇而死的日本军人。

李缨说：“你现在还觉得那场战争是为了东洋和平吗？”陈阿娇说：“那我并不清楚，那是我不了解的。”

在日本，李缨惟一一次打架是在当搬运工的时候，和一个日本人，因为这个人骂了他一句“八格呀鲁”！李缨必须不断回避的是仅仅拍一部“一个中国人眼中的靖国神社”，他希望他拍摄的是一部能够从日本内部来观察靖国神社的影片。

“但愿这部影片仅仅是关于过去、关于现在，但愿它不是一个对未来的预言。”李缨说。在试映片《夏》章节的结尾，他以秋季例行拜祭大典的开场作为结束。这是一种大型的神道仪式，自古以来，这个仪式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当整齐划一身穿白衣的队伍进入神社内部，无声之中，灯一盏一盏地熄灭了，最后，只有靖国神社高高的神门在微弱的光线下现出模糊的影子，镜头默默地注视这个影子，周围是无声无息的黑暗。

(文/马金瑜据《人物周刊》)

再论：电影也是言论自由的载体

旅日华人导演李缨拍摄的纪录片《靖国神社》(日本片名《靖国》)最近在东京、大阪等地一些电影院相继遭遇停映风波。该片通过对锻造军刀“靖国刀”的工匠对靖国神社复杂心情的细节描绘，暗含了对战争的批判，获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

据此，影片遭到部分立场保守的周刊杂志围攻，被指为“反日电影”，在摄制过程中曾得到公共资金赞助一事也被质疑。本片导演李缨所属的日电影导演协会对此发表声明，在坚持捍卫言论自由立场的同时，表示“非常担心今后出现主动放弃‘敏感’题材拍摄计划的动向”。

不过，在停映风波曝光引起舆论关注后，另一些电影院反而表示希望上映这部影片，而共同社报道，近日北海道、京都市等地电影院也表示按原定计划在5月以后公映这部影片。

电影，作为一种物化的工业制成品，不仅是通过上映活动赚取票房利益的经济项目，而且是艺术表现和言论表达的媒介。在民主社会，其表达自由的权利必须得到保障，这不仅是宪法权利，更是知识界的良心共识，已成为社会“公序良俗”的核心。

影院，并非一般的公共场所，而是承担了上述保障功能之一翼的社会性存在。惟其对那些赞否两论、褒贬不一的作品，才应当让尽可能多的人去观赏、思考、评价，以尽电影作为艺术文本的教育功能和作为大众媒介的思想传播功能。

正是为了充分保障这种权利，日本早在战后初期的1949年就制定了《映画伦理规程》，导入电影分级制，以立法的形式面向未成年人设立了一道防火墙。可以说，这是惟一必要且充分的法律规制手段及对需保护人群的救济手段。在此之上，法律不仅不能，而且根本无需介入。

法律如此，遑论政治、行政。正因为国家有边界判然分明的法律规制及包括政治家在内的全社会对法律的尊重，长期以来，日本电影才能像法国那样，在好莱坞商业大片无所不在的渗透之下，保持了小而精的良好创作生态，不仅拥有众多的电影大师，其低成本产出的“邦画”、日剧，成为不折不扣的造星工厂和亚洲独特的魅力风景线。

不仅立法上，在司法层面，其法治社会完备的司法体系确保了包括电影在内的艺术生态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与《靖国神社》事件前后脚，另一件名誉权诉讼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因在《冲绳笔记》一书中描写了太平洋战争后期的冲绳战役中，在美军最早登陆的庆良间诸岛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原住民集体自决事件系日军命令所致，遭原负责镇守岛屿的守备队长等老兵的起诉，后者要求作家及出版商岩波书店道歉，并索高额名誉赔偿金。但法庭(大阪地方法院)经过周密调查，得出了“有相当理由相信存在军方当局的命令”、“可认定日军深度参与了集体自决”的结论，全面驳回了原告的要求。维护了历史正义，也保护了作家的创作自由。

正因为有了立法、司法与文艺创作之间良性循环的互动机制，东洋艺术才成为所谓“酷日本”的软实力，极大提高了国家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力。联想到最近电影《苹果》国内因为题材被封杀事件，两相比较，真到了认真思考我们包括审片制度在内的整体电影生态环境的时候了。

(文/刘柠，作者系东亚问题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