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1月的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上，一部名为《靖国神社》的纪录电影引起了强烈反响。作为唯一一部代表中国大陆进入竞赛单元的影片，该片也是中国电影人进入圣丹斯电影节--这个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独立电影节--的首部纪录片。

这部迄今为止尚未正式公映的影片为何会引起广泛关注？影片记录的靖国神社是怎样的？最近,刚刚从圣丹斯归来的旅日华人导演李缨在飞赴德国参加第58届柏林电影节前夕接受了《北京周报》的独家专访，讲述了十年磨一剑的幕后故事。

《北京周报》：您刚刚从圣丹斯电影节归来。对于靖国神社这样一个有争议性的题材，美国业内人士和媒体的反应如何？

李缨：去年10月，《靖国神社》在韩国釜山电影节上全球首映。圣丹斯电影节主席GeoffreyGilmore看完影片以后感到非常震撼、非常喜欢，于是盛情邀请我们参赛，并亲自主持展映仪式。他认为，这部影片不仅触及了一个敏感题材，更重要的是我选取的角度--以“靖国刀”为切入点，剖析战争和参拜的含义，令人震撼、令人深思。

可以说，影片在圣丹斯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把靖国神社这个兼具历史性和现实性的话题带到美国。美国观众在看完影片之后提了很多问题，我也非常高兴能和他们交流。

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够让大家深思这样一些问题，即“战争后遗症”是怎么留下来的；为什么在亚洲有这么复杂的现象；在日本还是这么激烈争论的一个话题。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战争的认识问题牵扯到世界性的区域，因此，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个亚洲的话题，更是世界性的话题--怎样看待以往的战争，怎样创造真正的和平。

《北京周报》：这部电影将参加2月份的柏林电影节。您预期欧洲观众的反应将会如何？

李缨：我想欧洲观众的反应会更热烈些吧。因为柏林电影节一直非常关注历史如何影响现实和将来。这也是柏林电影节主席DieterKosslick邀请我们参展时反复强调的一点。他认为，《靖国神社》强调对战争的反思，是一部非常有力度的电影。

据主办者介绍，今年的电影节还特别策划了一个回顾战争的主题，届时将放映从二战到越战期间的多部影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影片和他们策划的主题是相呼应的。因此，柏林当地媒体对我们的电影表现出强烈的关注。

德国有独特的历史，在战争上的反省非常到位；而日本则有很大差距。靖国神社在亚洲出现的问题，对于德国来说同样也是巨大的刺激。它将刺激和引导德国观众思考战争问题。因此，我认为，在德国会有非常好的反应。

《北京周报》：您是第一个以纪录片形式拍摄靖国神社的人。拍摄初衷是什么？

李缨：这是十年前的事。我原来想做一个跟南京有关的电影。

我于1989年赴日留学。1997年，也就是南京大屠杀6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南京问题研讨会。其中一项活动是放映当时日军进入南京之后拍摄的纪录电影《南京》。当出现日军升国旗的画面时，我听到吡哩啪啦的声音--居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我感到非常震惊，一直无法忘记那个声音，就好像机关枪扫射一样。

在日本生活得越久我越发现，跟身边的朋友、同事谈起历史问题的时候，大家对战争问题的一些认识有很大差异。所以我想我应该慢慢接近他们、了解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并且把这些不同的看法展现出来。

《北京周报》：影片描述了怎样的靖国神社？

李缨：这部影片不是教科书，不是学术讨论，不是报道，是真正触及灵魂的。我的重点是表现靖国神社的象征意义--不管哪个国家发动战争都觉得自己是“圣战”，而靖国神社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圣战”的象征。到现在过了这么多年，还没有被否定，这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影片以两条线索交叉串起了不同人对历史的记忆与忘却：一条线索是作为舞台的靖国神社--那个坐落在天皇宫殿旁边的、景致优美的、神道教神社，在这里，对战争与参拜的各种观点激烈地交锋；穿插在这当中的另一条线索，是作者对日本唯一一位在世的“靖国刀匠”--９２岁的刈谷直治灵魂深处关于军刀、战争与天皇的记忆的追寻，这一线索成为观众读解舞台上的冲突的关键--那把从未出现的军刀，作为靖国神社的神体，象征着二百四十多万的战争“英灵”。在对靖国刀匠的记忆追寻过程中，我们不断看到靖国神社这个舞台上一幕又一幕的戏剧冲突。

我的电影想体现菊与刀之间的关系，最后追问出最关键的还是天皇问题。如果天皇问题不解决、永远暧昧下去的话，靖国神社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众所周知，菊是日本的国花，刀是武士道的象征。这两种充满强烈对比的符号组合在一起，成为日本独特的文化气质。菊花是天皇的象征，日本最大的菊徽就在靖国神社的门上，表明这里是天皇的神社。他们最终是要实现天皇重新参拜--所有政治家在前面的参拜都是铺垫。

《北京周报》：拍摄过程顺利吗？日本国内有没有反对的声音？

李缨：难度非常大，各种问题和障碍都有。因为靖国神社是日本人自己都没拍摄过的题材，而我又是一个中国人。

他们不是直接地反对。首先是巨大的疑问，然后是警戒、直接抵触、设置障碍。影片里的很多镜头都是我早期拍摄的。现在靖国神社的外观可以拍摄但是需要申请，而且摄影机不许带进去，里面的很多活动已经拍不到了。

他们有要求我抹掉带子的，甚至还有直接把我机器抢走的。其中比较激烈的一幕是在2005年8月15日，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的时候，日本国内有20万人来参拜，当时的首相小泉纯一郎也来了。一个日本大学生在现场高呼，反对参拜，结果被按翻在地、赶出神社。右翼分子一边打他一边喊他是中国人。我当时在现场简直是汗如雨下，一直没停机，也没顾上擦汗。摄影机也失焦了。后来，右翼分子走过来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一句话都不敢说。

《北京周报》：影片是否有遗憾之处？

李缨：当然有。电影剪辑下来是123分钟，但是在拍摄的十年里，很多非常重要的采访受到篇幅和内容的限制，没办法剪辑进来。

尽管如此，我认为这部电影已经尽到了最理想的方式。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立场，从自己的角度来理解这部影片，在自己的内心寻找一种答案。所谓“遗憾”的地方，可以在观众的内心得到弥补。

《北京周报》：影片何时在日本公映？预期观众反应如何？

李缨：现在定的时间是4月12日，在东京、大阪和横滨同时放映。现在正在日本举行媒体放映会，由此引出了左、中、右各种各样的激烈反应--有反对的声音，很正常；当然也有支持鼓励的声音。

右翼分子认为这是一部“反日”电影，威胁不准放映。但值得欣慰的是，在整个制作过程中，我们得到很多日本友人的支持，包括文部省艺术文化基金的支持。他们认为，这样的现实问题是不应该被日本人忽视的；而且我并没有做一种情绪化的表达，都是在拍摄现实--谁都不了解的靖国神社，谁都不知道的历史，在这部电影里都可以看到！所以这不是一部“反日”电影，因为靖国神社问题不是哪个政治家参拜或者不参拜的问题，而是日本战后如何看待战争责任、如何看待日本与亚洲及整个世界关系的问题。

《北京周报》：影片何时在中国上映？

李缨：我希望影片能够在中国和韩国跟日本同步放映。因为中日韩三国如何看待同一部电影，本身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现在亚洲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各自立场不同、视角不同，导致矛盾尖锐。能否就一个问题来共同探讨、研究、沟通，这部电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靖国神社问题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障碍，亚洲和平友好的未来必须跨过这个障碍。

李缨简介

日本电影导演协会国际委员会委员。1963年生于广东。1984年，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1989年赴日留学。1993年与张怡（《靖国神社》制片人）成立“龙影”制作公司。

主要电影作品：《2H》（1999）；《飞呀飞》（2000）；《味》（2002）；《蒙娜丽莎》（又名《非常家事》，2005）；《靖国神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