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联队本部的牧野勇一军曹率先发现前方不远的灌木丛中，有中国兵在活动。仔细看来，发现是三个骑在马上的军官和几个步兵，好像正在商谈什么事情。

这几个人，正是吕公良师长和他残存的几个幕僚。

因为感觉到这几个中国人似乎是高级指挥官，冈野不想打草惊蛇，对手下一个叫做淳边定六郎的下士轻声道：“噢咿，把捷克机枪拿来，打！”

捷克机枪，就是当时中国军队普遍使用的捷克造轻机枪ZB26式。因为这种枪性能远远胜过日军11年式轻机枪（即俗称的歪把子机枪），日军缴获这种枪后，常留下使用。冈野说的捷克机枪，就是较早作战中缴获中国军队的，而淳边是队里最优秀的机枪射手。

淳边从士兵手里接过捷克式机枪，对着这群中国官兵就是一个扫射。

由于距离太近，中国官兵几乎都被撂倒。几个未死步兵用步枪抵抗，都被日军击杀。三匹马倒下了两匹，另一匹上的一个军官试图拨马撤退，淳边对准他猛烈开火，那个军官终于从马上落了下来。那匹马后来发现脖子处负了伤，被日军缴获。

这时，那几个中国士兵的抵抗已经中止。淳边带头，几个鬼子冲向那个落马的军官，用中国话高喊：“投降，投降！”

那个负伤的军官忽然坐起身来，喊道：“不投降！”用手枪连开两枪，都打中冲在最前面的淳边，胸部一发，腹部一发，淳边立即毙命（后冈野负责火化淳边，说明他死于“胸腹贯通伤”。这次战斗冈野手下阵亡一人，就是淳边，还有数人负伤）。与此同时，后面的日军开枪，正中这个军官的头部，这个军官当即倒地。

过了半晌，日军才敢凑上来看，这一小队中国兵全部阵亡，无一幸存。在那个倒地的军官身边，发现了吕公良将军的印章、公文等，经过核对，认为这个身中四发轻机枪弹又被步枪击中致命的军官，正是新编第29师中将师长吕公良。

以中将师长之身，打到最后一人，重伤之余，还能翻身而起，击毙杀害自己的凶手，高呼“不投降”而以身殉国，吕将军，虎魂也！

虎到绝路。

得知吕公良将军战死的消息，日军联队长小野修并没有感到很高兴，因为作为一名高级军官，他对于当时日本的战况是比较了解的。估计是想到今后自己的命运而有同情之感，小野修下令，在许昌南门外小村附近，为吕公良将军安葬，并让联队的联络官深谷高三郎大尉题写了墓碑。碑文曰：“勇将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之墓。”

这座墓碑建立后不久，新编29师残存被俘的中国官兵从它旁边路过。其中一个团长看清了以后，冲上来抱住墓碑号啕大哭。这个团长，我估计是86团团长姚俊义，因为新编第29师所属团长级别的军官，85团团长杨尚武、87团团长李培芹、补充团团长刘耀军都在战斗中阵亡。团级指挥官只有他一个人下落不明。随着他的哭，其他被俘官兵也大放悲声，日军亦无法禁止。

这应该就是吕将军殉国的全部过程了。这个详细的经过，可以在《进军，中国大陆三千公里》中看到。由于相关资料在国外，这一过程也许一直无人知道，60年后写出来，希望能够告慰吕将军的英灵。

本文写作完毕后，经有关单位联系，发现有这样的史实——战斗结束后，在文中吕将军阵亡地点，有村民证明发现吕将军当时受伤倒伏草中，曾用鸡皮和土烟为吕将军敷伤止痛，之后不治身亡，村民将其土葬于野地。之后，吕夫人携子及卫士探访殉难地点，以厚棺取出重新安葬。汤恩伯、王仲廉曾在火车站迎接，抚棺大哭。吕将军之子吕志素先生是医学教授，说父亲可能是枪伤导致腹膜炎，所以可以拖十多个钟头。

由于记载的矛盾，我通过朋友联系了吕公良将军在深圳的亲属，很快得到了吕志素先生的答复，其内容如下：

资料转交吕先生后，他和新编29师仍健在的一位参谋进行了研究，他们觉得这份资料可信度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