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在绵阳突然接到紧急疏散的通知，说是可能有较大余震的可能。深夜再次回到酒店后接到电话，才知道关于陈坚的视频片段，已经在网络上引起了这么多的讨论。在这里请允许我做一个小小的澄清，陈坚营救现场不停提问的那个女记者并不是我。当时，我还在遥远的香港直播室，尽到作为一个新闻主播的职责。

在整个营救的过程当中，我与我们在前方的摄影记者通了几次电话，所有人都屏息以待。直到最后，我们也没有人会愿意相信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

事实上，到灾区后，我也在困惑着、矛盾着。这样一场巨大的灾难面前，挑战着每一个生命，也拷问着许多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新闻伦理与新闻道德。

大家的心情我能理解，毕竟在灾难的第一现场，我们作为记者的同时，更重要的还是要被还原成“人”。

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人生的第一次。相信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传媒工作者，都在思考这些沉痛的问题。我相信，也包括那位女同行。

一

在香港直播室的时候，每一次连线记者，我都下意识的身体前倾，直到有人提醒，“你怎么老趴着？都快钻到监视器里了！”

香港太远了，演播室太豪华了，我没法相信眼前的一切。

127个小时过去，录完周六的特别节目，走出大楼，给头儿打了个电话，“我必须得走了”。

“冷暖人生”摄制组已经在那里拍摄了五天的时间。有一个晚上，和老朱通话，他气喘吁吁，声音也有点儿不对劲，我正一个劲儿嘱咐怎么拍怎么拍，他突然说：“晓楠，你知道么，我们现在周围一片漆黑，只有一个大月亮在天上，我们正走过死尸堆。”我呆了半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个一片漆黑的地方，就是北川。

二

北川中学的学生们，如今被安置在宏苑宾馆的大礼堂里。礼堂外面墙上是疏散到这里的学生的名单，紧挨着它的，是一张张的寻人启事。我们拍摄的时候，有一个家长正紧张地看名单，她要找侄子，北川中学高一三班的李纳。我帮她一起找，“这儿是高一的，高一一班，高一二班……”手指按着墙上的名单，我高声念着班级学生的名字，但手指慢慢滑下来的时候，突然不再敢念出声，高一一班有十几个学生在这里，但二班只有两个，三班有五个，这其中，没有李纳。

每个班级当时教室的位置不同，上的课程不同，跑出来的学生数字相差很多，有一个班，四十几个学生，只生还了四名。

我问这个班的女孩：“你们班是个什么样的班级啊？”本来悲伤的女孩子突然笑了：“我们班，成绩不好，体育好，是个特别义气的班，这是我们班同学自己总结的。”

有一个男孩子，和自己最铁的哥们一块往外跑，一转头，房子倒下来，巨石离他只有几十厘米，再看跑在他身后的好朋友，只剩下了一双脚。好友的家长来的时候，这画面，他一个字也没有说。

我拍他的肩膀，说抱歉，我不应该让你回忆这么残酷的时刻。

男孩儿很懂事的摇摇头。

是啊，我该问吗？我怎么能问出口？

孩子毕竟是孩子，突然而至的集体生活让他们感觉新鲜，几天之后，他们已经在用纸板铺成的大通铺上开始笑闹，每当我蹲下来，问他们是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他们总是会高高兴兴的回答，于是我就更没有勇气，问出那个世上最残忍地震问题：“地震的时候你在哪里？”

这句话，像一把刀子，开启生命最黑暗的回忆。

有一个女孩子，被砸在一块大石板下面，后面一个男孩子，也在瓦砾堆里。女孩儿的伤比较轻，救援人员决定先把她抬出去，当他们返回来的时候，男孩子已经没有了气息。女孩儿哭着对我说：“都是因为我……”

我抓着她的手告诉她这不是她的错，旁边的女生紧紧搂着她安慰，脸上却是微笑着的，那笑容，有一种坚定，远远超越了她的年纪。

我的采访短短续续地进行，从来没有哪次采访像这样总是长时间地停顿，有时候，我需要长长的舒一个口气，才能问出下一个问题。

我该去问吗？

陪我们采访的小何介绍说，学生们现在情绪还算稳定，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初中部这一千多名学生中，只有六十多位家长来认领，另外的一些父母，还没有音信。他说，他很难想像，当孩子们度过了这特殊的集体时期，当他们分开的时候，那些没有了家的，生活该怎么继续。

三

晚上总部传来消息，让我们小心，今明两天恐怕会有六到七级余震，酒店墙上已经有几道裂纹，我们商量着到底要不要住到街上去，还真是有点揪心。

老朱说，这几天满脑子都是陈坚的歌声，在瓦砾下坚持了三天三夜之后，这个26岁的年轻人用世界上最微弱的声音唱着红高粱：“好酒，好酒……”那声音，从几根巨大的横梁下传来，响彻整个北川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