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在内蒙古草原呆了8年。除了“老鬼”之外，他在草原上还有一个外号，就是“孤狼”。因为他的孤僻、他的固执，还有，他的自信。

杨沫曾有一篇文章叫做《儿子老鬼》，开头即：“老鬼极不寻常。他不寻常，不是有什么‘伟大’成就，而是性情特别。”

对老鬼影响最大的是苏联文化。在苏联文化里，说谎是大逆不道。老鬼至今记得一本强调诚实教育的《红肩章》，里面有一句格言：“诚实是最好的策略。”

这也许是他写《母亲杨沫》的最好解释。“写作上没有什么高超的技巧，就是说真话。”他说，“我的同龄人大部分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愿意让他们看了之后骂我：这是个欺世盗名的家伙！”

真实的文字不能只说好不说坏

杨沫曾经表示希望写一部卢梭《忏悔录》式的回忆录，但她本人并没有做到，老鬼的《母亲杨沫》完成了这个心愿。

10年前，老鬼开始整理母亲留下的相片、文字资料和书信。他把这些都进行了归纳整理。杨沫生前曾经表示，希望把一些评论她的文章结集出版，老鬼觉得这些文章都是老生常谈，全是溢美之词，于是就萌发出把母亲的一生写出来的念头。

他把母亲在“文革”中的检查、交代材料翻了出来，全部输入电脑，其中有别人批判她的大字报，还有她批判别人的大字报。一直到2004年初，母亲去世快10周年了，老鬼觉得该对母亲有所表示。他说：“我不好交际，没有单位，闭门隐居，很少有什么社交活动。每天基本上就是一个人，从早到晚，呆在这个房子里。这是我母亲住过的房子，处处有母亲的遗物。所以好像只有母亲在陪着我。这些年来我想的最多的是母亲，我最怀念的还是母亲。我想10年了，应该为母亲写本书，否则我觉得对不起她。”

为了写《母亲杨沫》，老鬼跑了很多地方，采访了很多人。抗战的时候，母亲在十分区工作。那里位于保定、天津、北京交界处，斗争非常残酷，有很多老乡掩护过她，她自己也写过一些怀念文章。老鬼就去找这些老乡，想请他们讲母亲在抗战时的一些故事。但是当年的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老鬼只找到了他们的后代。

老鬼说，写自己的母亲不可能做到100%的客观，但他尽力做到客观，决不犯“子不言父过”这类带有封建意识的毛病。“我童年的时候，也有母爱，就是比较少。现在我回忆过去的时候，心里感到酸甜苦辣，十分复杂。但她晚年对我很好，她的母性又复苏了，所以我很矛盾，写不写她过去的那些事呢？后来我想，人都是有好几个阶段的，要写出一个真实的杨沫就不能回避任何一个阶段。这么写，很可能会招来一些批评和议论。但我想，人应当说真话，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母亲，也应该说真话。尤其写传记，更不能胡说八道，只说好不说坏。”

兄弟姐妹不同意老鬼这样写

当年，为了撰写《血色黄昏》，老鬼甚至招致父母与之“断绝来往”。母亲杨沫认为他这本书“暴露”了惨烈的阴暗面之外，还指责他在书中写她写得不够正面。而老鬼却觉得“我已经把她美化了”。

假若杨沫在世，看到《母亲杨沫》会是什么心情？老鬼说：“如果上世纪80年代末以前，她肯定反对我这么写她。但是晚年的她，却可能会同意我写。因为她晚年大彻大悟，非常坦白。自己的私心、自己的虚伪、自己的怯懦，她都承认，变得像孩子一样纯真。”

《母亲杨沫》出版，兄弟姐妹并不完全赞同。老鬼把书稿给他们看过，哥哥给他改得密密麻麻。老鬼没有完全接受哥哥的意见，只是把某些措辞缓和了一下。他说：“我不在乎挨骂。我觉得我妈妈很复杂，我也搞不明白她反传统的那一面、不太看重血缘关系的那一面从何而来。我姑姑非常疼爱孩子，母亲却说‘家庭妇女’才那么干。她认为那是动物本能，没有水平，没有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