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89年3月缅共瓦解,已经有一批“知青”在重要的岗位上。云南知青罗常保升任中央警卫旅政委,云南知青蒋志明升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李自如升任中部军区司令员,车炬升任中部军区旅长。这些人,至今绝大部分仍然活跃在缅北的各支武装之中。
至1975年,缅共已经控制了萨尔温江以东的大块土地,在萨尔温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据地。它的势力范围,北边是几乎所有的缅中边界地带,除了云南瑞丽对面的木姐县形式上还在政府军手中外,其它的国境线上,全是缅共被人民军占据。往南走,它的势力范围已达缅老边境,在缅泰边境的莱朗等地,也有缅共的正规武装与游击队。其鼎盛时期,缅共控制了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50-200万人口,武装力量达到近3万人。
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得以在缅北地区东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际主义援助”与支持,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中国方面为支援缅甸共产党,投入了大量的人、
财、物、力。动员了可能动员的力量。对于中国与缅共的极为密切的关系,引起缅甸政府的高度注意。在两国领导人接触的不同场合,缅方一再向中方提出。搜集中国支援缅共武装以及供给各种物质的情报,成为当时缅甸军事侦探部首要的任务之一。政府军在与缅共武装交火中多次受挫后,采取了僵持对峙,等待时机的策略,待情况变化后,再伺机下手。
转眼已经是70年代中期。中国与缅甸共产党都在发生变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缅甸共产党也已进入了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阶段。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逝前后,中国派往缅共人民军的军事“顾问组”,分批分期的撤回了国内。由此,缅共也进入了多事之秋。
1979年,我国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与缅共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开始付诸实现。由于经济上长期对中国的严重依靠,使得缅共自身几乎没有任何造血的财政收入功能。长时间的打仗,军费与根据地的巨大开支越来越成为了问题。尤其是在被“断奶”之后,更是乱了章法,终于做起了鸦片生意。毒品的巨额利润,反过来又使许多中高级干部私欲膨胀,成为了“拜金主义”者。最终由腐败走向了崩溃。
1976年,中国武装边防人员破获了第一起缅共人民军参与鸦片贸易的案件。其实,为了解决经费问题,缅共部分单位早已经开始选择了这一见效快的“传统贸易”。
应该说,缅甸共产党60年代至70年代初,由于组织较为严密及中国的影响,对于鸦片贸易,采取了严厉禁止的措施。中央发文明令禁止进行各种与鸦片有关的交易。更不准各级干部与官兵参与,如有发现,从重处罚。这些规定和措施,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局部的作用。对于老百姓的传统种植,缅共中央也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了适当放宽。
但在中国的援助逐渐减少之时,缅共领导层开始考虑今后经费的来源问题。在缅共中央“创收”口号的鼓励下,各军区纷纷各显神通,开始自筹经费。东北军区首先成立了“
特货贸易小组”。这个“小组”,当时每年给东北军区提供近千万缅元的收入,成为其最为重要的财政来源。东北军区因此而“先富”了起来。其它军区与单位,当时已经或明或暗的知道东北军区的“生财之道”,因此也纷纷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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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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