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此后文革中因为父亲的身份问题，吴韶成遭受各种质疑，并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多年。那时的他才不得不说出父亲的真实身份。

吴韶成：那时候说了，但是说了没有人相信，他们认为不可能，一个国民党高官能给共产党办事，不可能。群众运动嘛，群众各有各说，他说我划不清界限的。

记者：那你心里太委屈了吧？

吴韶成：最后被这个，没办法生病了，出血大血。结果到医院里头把牙都拔掉。

记者：多大年纪啊？

吴韶成：四十多岁嘛，我全口假牙。

解说：就在吴韶成遭受批斗的时候，和他有着同样命运的朱晓枫，也被下放到农村医疗队，做起了赤脚医生。对于到处张贴的大字报中所提到的，她母亲是叛徒的说法，她难以接受。

朱晓枫：说我母亲是叛徒，我专门给安全部写信了，希望给我妈妈做一个结论，到底我妈妈是怎么牺牲的，要给我妈妈做个结论。母亲都已经死了，还不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结论吗？一定要组织上做个结论的。

解说：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吴韶成和朱晓枫始终为了父母的荣誉而艰苦申诉。1973年4月，国务院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1983年4月，针对文革中有人对朱谌之的污蔑之词，中共中央组织部做出了关于朱谌之同志的组织结论，结论称，朱谌之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1984年春节前夕，59岁的吴韶成和台湾的小妹最终取得了联系。两人约定好分别启程前往美国旧金山，去见他们已经年届80的母亲，此时一家人三地分隔已经34年。

吴韶成：我弟弟走的时候六岁，他来接我的时候四十岁。他到机场接我我不认识他。

记者：三十多年。

吴韶成：三十四年了。千言万语不知从哪谈起，我干脆跑过去跟我母亲跪下。

记者：你母亲见到你说些什么？

吴韶成：他就说开始被捕的时候，人家是轮流24小时不停地去问她，当时她也不知道任何事情，她也交待不出任何东西。我父亲什么事也没和她说。

记者：在狱里他们见过一次面是吧？

吴韶成：当时放风的时候见过面，我父亲就说了一句话，说今天我加菜，可能伙食很差。也安慰她嘛，也为了让她安心，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以后再没见面。

记者：其实他们两个的最后一面？

吴韶成：是。过了几天她就把我父亲，在狱中写的遗书交给我了。这是我父亲的遗书，狱中写的遗书。

记者：这里面主要给你们交待了什么呀？

吴韶成：给儿女的教诲，就是说，我素不事资产，生活亦俭朴，手边有钱均已购书与援助戚友。望儿辈体会我一生清廉，应知自立为善人，坚守吾家清廉节俭家风，则吾意足矣。这是对我们儿女的交待。

记者：这封遗书当中有没有提他在地下党的一些事情？

吴韶成：没有，只字没提。他就一句话，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就这一句所有东西都包括了。

记者：那你母亲当时出来之后生活有来源吗？

吴韶成：生活那很困难，当时亲戚朋友不愿意接触太多。

记者：怕受连累。

吴韶成：受连累。你要求助的话也很困难，我妹妹当时16岁，也是千方百计维持这个家境，后来学校也不念书了，最后很快就嫁人了。在台湾社会里，其实可能是大家避之不及的。直到今天还是如此，我妹妹担心受怕，心理负担挺重的，大多有人来她都一看不愿意接见，就怕在当地又惹什么事了。

记者：惊弓之鸟。

吴韶成：是，担惊受怕。这几十年过来都是心惊胆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