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日本 才知道被骗
2005年的冬天，湖北黄石的九个姐妹与她们的亲人告别，此行她们将远涉重洋，踏上东渡日本的旅途。
阮汉霞：我临走之前 ，看到儿子睡在床上面，因为早上五点钟走的，走的时候，我自己看到他我都忍不住，我真的舍不得走，看到他这么小就离开了，当时出去的时候，老公也是依依不舍，抱着我孩子还哭了，我要他不要哭，为了儿子以后生活好一点，自己的生活环境能够有一点好转，起码不欠别人的钱，心理上没有压力，毕竟是三年嘛，一去就是三年，三年也没有探亲假，什么都没有，飞机开动，还是有一种依依不舍，舍不下孩子。我婆婆她脚不好，她是那种中风偏瘫，身体也不是很方便，很担心她，老公他是开车子，没有多少时间带孩子，我又没有爹爹，只有婆婆，我想孩子到会走路了，会跑了，婆婆不一定会跑得赢他，她脚不方便。因为一去就是三年，这三年之中发生什么事，我们自己都难以猜测，当车子开动的时候，我们九个人都哭了。
2005年，阮汉霞等九位女工和黄石东创境外就业服务公司签定了一份协议，协议上说，她们到日本从事的行业为服装缝制，研修的期限为三年，尽管合同上并没有说在日本究竟会有多少收入，但听从日本回来的研修生说，省吃俭用三年二十万应该没有问题。九个姐妹出国之前都三十出头了，每个人都有十来年的打工经历，她们屈指一算，按国内打工的工钱算二十年、三十年，也可能攒不到这么多的钱。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九个姐妹最终决定，还是要出去搏一搏。送行的那一天，几个姐妹商定，早上五点多选择在孩子们熟睡的时候和家人告别，她们最担心的是，在离开黄石的那最后一刻，会因为孩子们的哭泣而改变行程。
阮汉霞：我们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我想在国外打工，在日本应该用日本的钱，我想中国的钱也用不上，我也只带了一百多块钱，到了上海我们就看到，因为上海毕竟是一个发达的城市，看到这个日本比上海看着还要发达，就想肯定很美好了，当时我们每个人到上海都很稀奇的那种眼光望着，我们将来生活条件肯定也会跟这一样的，他们都说日本很好嘛，别人回来都说很好，说人与人之间也很好，当飞机一落地的时候，我们看到日本天空确实是很蓝，那白云看的确实很漂亮。
在机场，九姐妹虽然没有见到热烈欢迎的场面，但接待方的热情还是让初到日本的姐妹们在这个冬天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阮汉霞：李社长的夫人就煮了一锅的咖喱，日本独特的咖喱，那种土豆很大，大概一个大土豆就切了两下，一分为二，当时就叫我们吃，我们真的咽不下去呀，她们就在那笑我们 ，我们吃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在日本进行了一个月的语言培训之后，九姐妹中的其中三人被留在当地一家工厂，而阮汉霞等六人被派到了山梨县的一家公司从事洗衣工作。
阮汉霞：三张高低床就放在那里，只有大概这么宽的距离，像我胖一点根本不能进去，她们也只能窄着进去。
六姐妹当中张爱霞和胡菊花，过去都是黄石美尔雅和康赛公司的服装工人，而王美群、张琼、阮汉霞都分别毕业于当地的一所职业中专，而且所学的就是服装裁制，让所有人不曾想到的是，原本到日本学习裁剪制衣的“研修生”一夜之间竟然变成了日本的洗衣女工，这种转折让姐妹们一时难以承受。当她们把电话打回国内向东创公司质询此事的时候，她们得到这样的一个答复，一家叫日本崎玉县商工振兴研究协同组合的公司，下属多家企业，有缝纫、烫衣、洗衣，实际工种和合同约定是有些差别的，并不算是违规，如果对工种或工作环境不满意的话，她们可以选择提前回国。
阮汉霞：你说不出口了，因为毕竟我们大家都是借钱出去的，毕竟就抱着做满这三年，钱赚回来，人到了那种地步，我们什么都不考虑了，我只是考虑，我要好好出去赚点钱回来。
黄石的六姐妹几乎全部是靠借钱来到日本，而此时张琼随身携带的人民币还不足一百块钱，回家几乎没有可能。王美群意识到她们已经无法回头，这一年冬天六姐妹在异国他乡度过了第一个春节。
阮汉霞：第一个春节，我们自己姐妹们就做了一些吃的，也请当地的老板跟我们一起过我们中国的新年，一大早，六个人去买菜，买菜回来自己做饭，自己做一些蛋饺子什么，那个时候虽然很累，做起来很麻烦，但是觉得还很高兴，跟老板之间相处得还算可以，就是在吃饺子的时候，他说他保证让我们三年能够带三百多万（日元）回家，我们就反复地问他，是真的吗？他说保证能够让我们带三百多万（日元）回家。当时，我们那时候心情真的很高兴，心想，真的可以带那么多钱回家吗？想想有20多万呢？还可以。
山梨县的这家洗涤公司主要承接电子、医药、化工企业工作服、手套等洗涤业务，公司规定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时间8：30至22点，周六到20点每天14到17个小时。
阮汉霞：有时候真的很反胃，我不能够闻，每次拣那些有异味的衣服的时候，我一直在我的口罩里投一些那种清凉油的，日本人过节的时候我们都是上班，只要上班，几乎每人都是盒饭，中午一餐和晚上一餐，每天都是放微波炉里转，最后规定只能转五分钟，饭是凉的，五分钟根本热不了。
第一个月在姐妹们的期待中度过，阮汉霞心想，再苦再累，也要比在家每月七八百要多出几倍。但发薪水的这一天，姐妹们屈指一算，却另她们大失所望。
阮汉霞：想一个月也只有这么多钱，心里有时候就想，也许不该来这一趟，在家里也是可以拿到这么多钱，跑这么远，抛开家里老老小小你什么都顾不上，有人开始后悔了，就抱着这种希望，这个月这么一点，下个月也许会多一点，公司就说看着我们，也许我们工作的卖力的份上，或者看我们工作表现的份上，也许会多给一点。趁着老板心情好的时候，跟他说，我们这么为你效命，给你做得这么好，我们可以顶日本三个人，可不可以给我们加点钱。社长说不可能的，你是中国人。在这中间，我们就问他会不会一点中文，最后他说我只会一句“钱没有”。
由于长时间戴手套、穿胶鞋工作，手脚不透气，六名女工不同程度地染上了脚气，灰指甲等疾病。
每天至少十二个小时的工作让六姐妹精疲力竭，她们没有时间做上一顿可口的饭菜，也没有空闲梳洗打扮。
阮汉霞：从来没有去过理发店，也没想过弄头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每次洗完了头就用剪子自己随便地剪几下子。
工作上的种种不尽人意，生活上的种种艰辛，让六姐妹曾几次想过放弃，但每每想到出国所欠的债务，想到家庭和孩子们的未来，六姐妹总是相互鼓励一定要坚持下去。
阮汉霞：我孩子刚刚上学的时候，孩子给我写了一封信，就是亲爱的妈妈我好想你，希望在你那边好好地保重自己，我在家里很听爷爷的话，看到这样的字，我真的好感动。不管高不高兴，每个星期都要打个电话回来上班的，这好像就是人的一种精神寄托而已。我不想让家里老老小小牵挂，每次打电话回来都说在那边还可以，我总是鼓励自己都是为人之母了，要坚强一点。
从2005年12月到2008年6月中旬，黄石的六个姐妹在日本尽管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累，也哭过，也抱怨过，甚至也曾经打算要放弃过，最终她们还是坚持下来了，这种坚持让她们自己也感到某种欣慰，同时这种坚持也赢得一些日本当地女工的同情和尊重。采访当中张琼和王美群就曾经提到过，在洗衣店一起打工的两位日本籍女工的名字，她们说尽管语言不同，但是工友们后来得知六姐妹家里都有年幼的孩子，见面的时候也总是会友善地问问孩子们身体好不好，有没有上学等等，简单的问候，让六姐妹在异国他乡还是能感受到一点点的友善和温馨，也算是给她们留下了唯一一点美好的回忆。
相关新闻
|
编辑：
张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