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部一成立，周恩来就把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调查研究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在内部组建了外交政策委员会，亲自兼任主任委员，并把年轻的乔冠华调来任副主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外交部的政策调研工作蓬勃开展起来。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金陵与诸贤送别十一序》中曾经感慨地说：“自古英达未必尽用于当年”。对于乔冠华来说，则是生逢其时，“英达尽用于当年”。

周恩来器重乔冠华，委派他的职务及担当的责任，似乎常常与他的年龄不相符。1950年12月23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致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通知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别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七人为特别代表之助理人员，共九人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的会议。”这一年，乔冠华年仅37岁，第二年，“老乔”又以38岁青春年华出任举世瞩目的朝鲜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团高级顾问，同时，他还是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仍兼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调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特别是出任朝鲜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团的主要顾问，这两个职务虽然不高，却使乔冠华在建国后正式步入职业外交官的轨道，是他人生旅途的一个里程碑。

从长期为报刊撰写“国际述评”的学者到职业外交官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做实际外交工作的特点是什么呢？周恩来明确指出：外交工作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权威的外交理论家萨道义在《外交实践指南》一书中的第一句话这样写道：“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费尔萨姆在《外交手册》中把职业外交家的素质说得更为具体；外交工作的合适候选人“应该既是一个思想家，又是一个学问家；他既开朗，又诚恳；既勤奋好学，深思熟虑，又不明哲保身。他应把善于分析的冷静头脑和热情的性格结合起来。”

与乔冠华相比，撰写国际述评的出色学者，评论家不乏其人，但这些人大多局限在书斋学者的圈子里，他们表情严肃，不苟言笑，木讷于言，他们思维严谨，做事循规蹈矩，缺乏灵活性；简言之，书斋学者类型的人物不是社会活动家，不是实干家。他们可以写一手漂亮的政论文章，但不宜于做机敏的，实际的外交工作。而乔冠华集笔才，口才、人才于一身，他虽有狂放不羁，不拘小节的特点或缺点，但他分析深刻，预见准确的国际述评早已闻名于世；他旁征博引、谈古论今的演说报告使听众为这倾倒；他风趣幽默，机敏热情的性格颇有人情味，他修长的身材，“绅士般”的举止，再加上他时时显露的微笑，使他在任何一个交际场合都引人注目，他“既是一个活动家，又是一个学问家”，是一个“把善于分析的冷静头脑和热情的性格结合起来的人”。乔冠华是一个职业外交家的合适人选，周恩来对年轻的乔冠华委以外交重任不是偶然的。

1950年6月27日，美国悍然发动侵朝战争，并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把战火烧到中国的鸭绿江边。毛泽东高瞻远瞩，不顾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的创伤巨痛，毅然决策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经过五次战役，把二次大战后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军打回到“三八线”附近，至此，美国不得不寻求停战谈判，举世闻名的“板门店谈判”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这场旷日持久的停战谈判斗争，是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领导和指挥下进行的，而38岁的乔冠华于其中担当了一个重要角色。

早在抗美援朝初期，周恩来就深谋远虑地拟就了停止朝鲜冲突的条件，并密切注视着各方面的反应。在谈判条件成熟时，他认真挑选赴朝谈判的人选。周恩来要具有较高声望和地位的李克农任代表团团长；同时他又挑选虽然年轻、但有广博的国际外交知识的乔冠华担任谈判代表团的顾问。

抗美援朝，过去通常讲“三年战争，两年谈判”，实际上，早在停战谈判开始前，甚至在我志愿军赴朝参战前，已有了一连串的外交斗争。而在1953年？月27日停战协定签定后，直到1954年底，围绕美方是否执行停战协定问题，又进行了一年多的复杂斗争，漫长的谈判斗争的大部分过程，乔冠华都参加了。

李克农、乔冠华受命后，毛泽东专门接见了他们，同他们就停战谈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并要李、乔立即组织一个工作班子，他们赴朝前夕，周恩来又对李、乔作了指示，并意味深长地对他们说了一句古话：“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