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险的广东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徐：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以后，中央希望广东作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这在当时需要有一位坚强有力的领导人来发动改革，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我想，中央调任仲夷任广东第一书记，肯定是经过反复挑选和慎重考虑的。

杜：当然是这样的。当时两个省，一个广东，一个福建。没有任仲夷和项南当政，局面很难打开。前面说过，没有任仲夷这么头脑清醒，这么勇敢的人，广东和深圳特区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当年少数同志对他们两个人的勇于改革，不满意，诸多责备甚至刁难。项南曾遭到不幸。1985年任仲夷退下来时，跟老朋友们说我是“安全着陆”，此话是话中有话，含有辛酸啊！

徐：您在广东工作了20多年，是老广东了，对广东当然关注；而任仲夷又是您敬仰的人，想必您是一直关注着广东改革开放的。

杜：任仲夷到广东的5年，大致是我在《光明日报》任职的时间。有你说的两个渊源，我的确是很关注广东的情况，任仲夷在广东的作为，也大致是了解的。我先跟你说说被很多媒体忽略的一个情况，那就是任仲夷在广东对包产到户的推动。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而农村改革则从“包产到户”突破。因此，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如何，是检验我们对中国改革态度的一块试金石。实践证明，任仲夷经受得起这个检验，他是全国最先支持“包产到户”的为数极少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后来说，原来中央决定中有不要包产到户的规定，我们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正当要求，会始终被看作“违纪”、“违法”。而且，当时反对包产到户的人手里有权，他不同意你就干不成。因此，耀邦同志接受我的建议，于1980年9月为此召开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万里在会上说：“我的意思是想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或‘支持包产到户’”。但是，会上争论很激烈，看来通不过。和我一起公开赞成“包产到户”比较突出的人物，一个是贵州的池必卿，一个是内蒙古的周惠，一个就是辽宁的任仲夷，这是少数；多数表示沉默，有的还坚决反对。

任仲夷到了广东又如何？我的老朋友，省委分管农村工作的领导林若、杜瑞芝告诉我：当时在广东，从上到下，对“包”字尤其是对“双包到户”确有一番争论。谁是谁非？谁也说服不了谁。大体上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处于僵持状态。任仲夷调任第一书记仅三个月，他在召开的全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作总结讲话，用搞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增产增收、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等大量事实，说明农村形势的主流是好的，党同农民的关系密切了。强调已实行“双包”的地方，都是符合群众意愿的，就不要改过来了。任仲夷的这一席话，为“包”字之争打上了句号。

徐：任仲夷1980年到广东工作时，从大背景上来说，不是很有利。稍后，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这自然就涉及到改革开放，涉及到广东办特区的问题。

杜：你说的问题，的确是任仲夷到广东任上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它的起因是，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读了一封四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任仲夷认为，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药方下得不对。什么叫“缓改革”？他认为正是由于过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经济上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抑需求”？社会的需求、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积极地去解决，逐步地去满足，特别在当时情况下，不应当再强调抑制群众的需求。对绝大多数群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对他们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调整是必要的，但“舍发展”就不对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就是希望广东先走一步，发展得快一点。如果按照“12字方针”办，特别是要“缓改革”、“舍发展”，广东怎么能先行一步呢？

徐：在这种情况下，任仲夷的确面临着如何做的问题。

杜：这一时期的情况，后来任仲夷跟老同志们谈得比较多。他说，当时他认为至少在广东，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坚持，发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发展，一切都谈不上。所以，他只是在调整上做了“文章”。就是把发展与调整统一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调整的目的，仍是为了发展，是为了发展得更快一些。他的指导思想，就是后来他

多次说的一段话：“思想不解放，特别是领导同志的思想不解放，搞不了四个现代化，工作也不可能大治快上。实践证明，哪个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同志思想比较解放，那里的工作办法就多，步子就快。反之，就慢慢腾腾，工作很少起色。有的人老于世故，凡事‘一慢、二看、三通过’，认为解放思想这个头不能带，还是‘稳当’一点好。在新形势下，已有许多事实说明，那种思想僵化、四平八稳、无所作为的人，是不受群众拥护的，是站不住脚的。这样的同志如不转变，在新长征中，早晚要被淘汰。”

徐：任仲夷还有句名言，很能说明您说到的这一事例。他说：允许“变通”，不许“变相”。任仲夷的解释是：“变通”，就是要全面理解和掌握中央的政策，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这些政策去解决工作中的矛盾。讲“变通”，不应形成“变相”地违反政策。

杜：必然的改革开放，未必会有一个必然的开局。商品经济，打开国门，广东试水，示范全国。成则全局盘活，败则时机错落。任仲夷主政广东，不但要思考“变通”的经济布局，还要思考“打通”种种质疑非难的保守思想。那个时候，什么广东“放羊”了，广东“精神污染严重”了，“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猖獗进攻”了，等等，各种说法都有。有的老同志从广东回来后，甚至痛哭流涕的说：广东变成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复辟了！……

徐：那时，也有同志搞点小动作对广东进行责备甚至刁难。我记得当年有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发表出来了。当年不懂，现在回头看，文章适时而出，矛头是直指广东经济特区的。

杜：当年任仲夷的确面临着各种复杂的、甚至是艰难的局面。不过，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任仲夷挨过批评，也写过检讨，但有一条他坚决守住了，就是决不让广东就改革开放的政策搞大辩论———因为那只会导致乱抓辫子、乱扣帽子；对于“加强统管”的要求，则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24字方针；对于对外开放的利弊取舍，更言简意赅地归纳出“排污不排外”的逻辑与口号。在情势复杂的改革年代，这是一份理论与意志的坚定，更是一份能够成全这份坚定的谋略与智慧。他的确是一位改革勇士，一位智慧老人，一位披荆斩棘的行动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