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文革”期间。从一个特殊角度，我们再次看到了晚年周恩来面对高压，面对病魔，面对灾难性天气，面对艰难时势，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貌。

毛泽东有事情要与周恩来商量。还在上海的周恩来面对恶劣气象情况决定紧急赶回北京。

飞机从6000米到10000米，都强烈颠簸，高度差竟在100米。周总理一向以坐飞机从不晕机为自豪，可这回他也顶不住了，吃了两次晕机灵。

“文革”期间的一天，已是傍晚时分，我们接到紧急起飞命令：“立即飞到上海，把周恩来总理接回北京！”飞机升空后气流翻滚而来，好不容易在虹桥机场降落，已将近晚上九点钟了。

此时上海上空正骚动着一股大范围的强气流，这种强气流可使飞机受到强烈颠簸，严重的还可使机体损坏。空军首长接到我们报告的天气情况后，认为总理专机不宜当即返回北京，便给总理秘书挂电话协商。

据说，那天之所以让周总理紧急赶回北京，是因为毛泽东主席有事情要与他商量。秘书同样不敢自作主张，要请示总理后再答复。机组及空军首长都认为，这样的天气总理十之八九会接受第二天拂晓返回北京的建议，因此机组人员放心地从机场到了锦江饭店南楼。刚安排停当，门外响起“咚咚”的敲门声。大家以为是服务员送水来了，可是门外竟站着周总理，大家都吃了一惊。总理快步走进房间，劈头问道：“天气怎么个不好？究竟能不能回北京？”“空中强度气流，颠簸得很厉害。”我是机长，立即站起来回总理的话。“哪个高度层颠得厉害？”“从6000米至10000米，每个高度层都很厉害。来的时候我们都试探过了。”“相比较哪个高度层要好一些呢？”沉默一会儿后，有人报告：“8000米稍微好一点。”周总理听了，很干脆地说：“好，就飞8000米！你们既然可以飞来，我为什么就不能飞回去呢？我们走！”

恰在此时，收到北京发来的电报：“侧风60度，风速每秒18米！”风速这样大，又接近正侧风，飞机降落地面时稍有不慎，就会被风掀个底朝天。周总理紧锁双眉，把那张电报纸捏在手心里，好长一段时间没说话。“是不是可以先起飞？西郊机场不能落的话就落到北京周围其他机场。好不好？”周总理提出自己的方案，很显然，他希望能得到我们的认可。我们已经看出来，周总理回北京的决心已是不可动摇，只好点头同意了。

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后，飞机一气上升到6000米，颠簸，继续爬高到7000米，还是颠簸，再爬至预计的8000米，仍然强烈颠簸。接着上到9000米，10000米！所有这些高度层都是强烈颠簸。气流一会儿把飞机抛上去，一会儿又给踢下来，上下颠簸的高度差，竟在100米左右。领航员吐了，机械师吐了，只有紧握驾驶杆的飞行员全力以赴同气流抗争。周总理一向以坐飞机从不晕机为自豪，可这回他也顶不住了，吃了两次晕机灵，仍脸色煞白，额头冷汗直冒。见此，我们恨不得推机头降到6000米以下，因为下面的气流平稳多了。可是不能，当时空中飞行有一套规章制度，6000米以下是中小型飞机的飞行高度，周总理决不会答应我们这样做（据讲现在的高度配备有了改变）。我们不忍心让周总理继续受罪，准备就近找机场降落，并派一个人到后舱向总理请示。周总理一见到他，马上强打精神，关切地问：“你们怎么样？还能坚持吗？”看到总理此时仍想着别人，这位同志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什么也没说，他知道没有必要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