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陈昌浩作为一名共青团员，被党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当他进入“中大”时，张闻天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已经毕业留校任教。次年9月，张闻天又考入红色教授学院，并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张闻天比陈昌浩年长6岁，他的身世阅历、渊博学识和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都为陈昌浩所羡慕和敬佩。两人之间，与其说是同学关系，不如说是师生关系更为确切一些，而在中国革命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各自都把对方称呼为“同志”。

1929年夏秋之季发生在中山大学的那一场派别斗争，使这一对“同学加师生”的友情更加密切了一步。当时，陈昌浩担任团支部局书记。按组织原则，团支部局应受党支部局领导，但在清除布哈林分子的斗争中，团支部局办公室的负责人居然与党支部局办公室对着干。团的领导人中有人公开批评党支部局，认为党支部局执行了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换言之，党支部局成员等于成了布哈林分子；而党支部局领导人则认为他们执行了一条“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双方的辩论斗争极其尖锐激烈。在此情况下，陈昌浩对团支部局的领导几乎失去作用，但他却坚定地站在党支部局一边，与党支部局领导保持一致，维护了党的组织原则。并与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王稼祥、杨尚昆、沈泽民、张琴秋以及徐以新(时为共青团员，因其观点比较动摇，所以被称之为“半个”)等人结合在一起，成为红极一时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出国留学3年间，陈昌浩与张闻天两人之间有了这样一段难解难分的历史之缘。

1930年10月，陈昌浩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于同年12月转为中共党员，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

1931年大年初一，张闻天、杨尚昆乘轮船由大连抵达上海，住在福州路一家旅馆。说来也巧，第三天，正苦于与组织联系不上的张、杨，竟然在南京路口碰到了陈昌浩。

相逢之后，陈昌浩即将张、杨二人回到上海的消息立刻转告给中央机关。当天晚上，博古就找到那家旅馆，看望了张闻天和杨尚昆。

长征路上的分歧与争吵

1931年4月，陈昌浩受中共中央委派与张国焘一起奔赴鄂豫皖苏区工作。离开上海以后，他跟张闻天四五年不曾相见。直至长征中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二人才得以重逢。

这时，陈昌浩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已有4年之久。西征转战入川后，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增补他为候补中央委员，是仅次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中的第二号人物。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取代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负总责”，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两军会师后，由于张国焘和党中央在战略行动上的意见分歧，陈昌浩与张闻天之间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随着斗争形势的愈演愈烈而更加严重。

1935年8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作战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并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为左、右两路军向北行动。但是，张国焘节外生枝，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

张国焘的所作所为激怒了政治局委员们，毛泽东叫张闻天起草个决议草案，对张国焘的错误作不点名的批评。张闻天也认为要压一下张国焘的嚣张气焰，于是就决定在中央领导人驻地沙窝举行会议。

这天傍晚，当张国焘、陈昌浩和10余名骑兵卫士从毛尔盖附近策马赶来开会时，张闻天已亲自在沙窝沟口待立迎候。这位成竹在胸的“总负责”，见到张国焘偕陈昌浩而来，便不由皱了下眉头，感到其中必有文章。他直截了当地说：“今晚是中央政治局会议，非政治局委员不能出席! 陈昌浩同志就不要参加了。”

让陈昌浩随同前来开会，本是张国焘心怀鬼胎自作主张，被“负总责”迎头拦驾后，张国焘也显得有些尴尬。他强词夺理地解释了几句，说中央已决定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务委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即使不够资格参加政治局会议，也完全可以列席会议嘛。

“列席也不行!”张闻天根本不予接纳，“这是个组织原则问题，必须坚持!”

这样一来，反倒把陈昌浩弄得满脸通红。在此时刻，他不得不服从“负总责”的裁决。这一晚，陈昌浩和那一班骑兵卫士，就在沟口的松树林子露宿，辗转反侧折腾了一个通宵，心里很不是滋味……

张国焘只带着他的贴身卫士何福圣，随张闻天步行进入山沟，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深夜三时左右散会后，我步出沙窝沟口，与陈昌浩会晤，并告以会议的经过。陈昌浩非常难过，很激动的问我：为什么中央这样顽强的抹煞四方面军一般同志的意见?…… 翌日，陈昌浩便约见张闻天恳谈，用意是想劝张闻天接纳一些我所提出的意见。”

这次“恳谈”的地点是在毛尔盖附近的四方面军总部。陈昌浩事先召集就近驻扎的几位军师级干部，大家商定以后，便派人去请张闻天，说有重要事情向中央反映。张闻天来后，陈昌浩首先进行“劝说”，要求张闻天拿出“负总责”的权威来，让毛泽东等人采纳张国焘所提出的意见。在座的有一位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广东人名叫何畏，原为红九军军长，新任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怒气冲冲地拍着桌子，向张闻天大声吼道：“中央领导一错再错，到现在还不认错，我这个党员再也不信任党中央了!” 于是乎，其他军、师干部也都一哄而上，对“负总责”展开了围攻。他们威胁说，中央对张国焘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不仅有很大的功绩，而且深受全体官兵的拥戴，如果中央不肯听取和采纳张国焘的意见，将引起四方面军8万余众的极大反感…… 张闻天被激怒了，指着陈昌浩说：“对今天发生的这个事件，你要负完全责任!”

陈昌浩也不示弱：“中央听不进国焘同志的意见，那就听听四方面军指挥员的意见吧。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这不过是党员个人的直率表示，向你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请不要介意!……”

“陈昌浩同志，这件事并不是孤立的，我会向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通报的。”说罢，张闻天气冲冲地转身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