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悬挂他的照片

他对《远东国际大审判》一书提出质疑

他曾辉煌，也曾默默承受28年的落寞岁月上海，东长治路的一个高档小区内，高文彬老人品味着他的一生。

老人曾是远东国际法庭中国检察官办公室检察官秘书，今天，他的巨幅照片挂在纪念馆“东京审判”的栏目中，他是目前健在的惟一全程见证历史审判的人。

老人精神矍铄，腰板笔直，声音洪亮，但记忆有些衰退。“但有一点我永远不会淡漠，那就是日本对我们的侵略。”高文彬说，“很多时候，当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我所翻译的几十万字的中国人的血泪证词。历史不能被遗忘，是的，绝对不能！”

送“杀人竞赛”者上断头台

他们并肩站立，军刀拄地，脸上流露出日本式的微笑。他们的身后，是211名中国人的冤魂。刊发于1937年年末东京《日日新闻》上的照片震惊了世界。“百人斩超记录！”这家日本知名媒体使用了如此标题。

图片上的两名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与田野毅———在南京大屠杀中，以军刀砍掉中国人头颅的数量作为“竞赛”，最终以向井杀死106人“获胜”。而田野失败的原因，是军刀“卷了刀刃”。

1947年，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中国检察官办公室。23岁的检察官秘书高文彬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发现了这份报纸。“当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样被屠戮时，我的心都碎了。”他说，“作为中国人，惟一的想法就是将他们处决。”

载有两名刽子手照片的《日日新闻》，经高文彬之手传回中国南京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审理，是在远东法庭进行的；而对于亲手屠杀中国人的乙、丙级战犯，则在中国国内的不同地区接受判决。

“证据引起了中国法庭的高度重视。”高文彬回忆说，“他们通过盟军司令部，抓捕逃亡在日本的向井和田野。由于重名者很多，搜寻几乎持续了半年。最终在两人的家乡日本崎玉县，盟军看到了他们。刽子手已经脱掉军装，头裹白布，在街边做起了小生意。”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记载：尽管两人在法庭上极力推诿，但因证据确凿最终被判处死刑。

1948年1月28日，抽完最后一枝香烟，杀人者被拖到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了枪决。

亲历东京审判28名日本人被判刑

是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将高文彬送往东京的。1946年5月，从上海到东京的航程需要3个多小时。与高文彬同行者还有周锡卿、张培基、刘继武、郑鲁达，因英文出色，他们被远东国际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先生选为翻译。半年之后，脱颖而出的高文彬又担任检察官秘书。

从担任检察官秘书到1948年7月回国，大部分工作日的早上八点半，高文彬都会准时来到办公室，收集证据，并将那些沾满中国人血泪的证词翻译成英文。一位年轻的美国少尉也会把前一天的庭审记录送来，由这位中国检察官秘书仔细阅读、整理后装订。

而在审理到与中国关系密切的部分时，检察官秘书也会来到现场，并从雄辩而严谨的中国检察官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二战后的东京一片萧条。”高文彬说，“街头四处是小贩，为生意的不景气满面愁容。而在地铁中，年轻的女孩子会主动拉客，生活的艰苦让她们不得不放弃尊严。”

由于中国人是战胜者的身份，所以高文彬受到了很大的“礼遇”。当他在商店和日本人碰面时，他们都会回避。“如果你是弱者，他们会飞扬跋扈；一旦你强过他，他就会对你心服口服。”

高文彬住在东京七重洲旅馆，与一名美国军官同室。最初每月的报酬是250美金，当调任秘书职务后，薪水增加到300美金，生活可以过得非常舒适，当时他每月的住宿费用只需两美金，而每天的伙食费是0.4美金。

审判是在东京涩谷区的日本陆军省旧址进行的。法庭上飘扬着11个战胜国的国旗，包括中、美、苏、英、法等，而法官也来自这些国家。审讯工作从1946年5月3日开始，由检察长、美国人季楠向法庭呈递起诉状。开庭之前，先由荷枪实弹的英国宪兵将全部被告人从监狱中提出，押上军车，车窗上蒙着黑布。而当下午审理结束后，再按照原样押回监狱。

“28名被告人被指控犯有55项罪状，主要被归结为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违反人道罪。”高文彬说，“审理共经历两年半时间，开庭818次，受理证据4000多件。东京审判与同一时期欧洲纽伦堡法庭对德国纳粹的审判，是《国际法》的重要发展，为《联合国宪章》中关于制止侵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奠定了基础。”

尽管出庭时间不多，但每天阅读庭审记录让高文彬对审理过程了如指掌。

接近80岁的时候，他以寥寥几千字清晰地概括了远东法庭成立的背景及审理过程；又对流行一时的《远东国际大审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最为遗憾的是，我从东京带回来了两木箱庭审记录，在上交后全部失散。”抗战胜利60周年时，老人痛心地说，“很多历史就这样湮没在岁月中。”

1948年11月12日，长达1200多页的判决书终于出炉。28名日本人中，7人被处极刑———包括战争的发动者东条、手中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土肥原、板垣；另外21名战犯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

老人的辉煌与落寞

上海昆山路188号，东吴大学法学院遗址。自1915年建院，这里为中国培养了数百位学术精英，包括新中国首任国际大法官倪征日奥、小说家金庸等人。

1941年，21岁的高文彬走进白色小楼，成为大一新生。日本人无条件举起白旗的时候，高文彬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

在拥有两年多东京审判的经历之后，检察官秘书回到上海，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的一名专员。当红旗插上这个大都市的城头，解放军接管了高文彬所在的机构，他留在这里继续服务。

1952年受东吴大学一名被错打成“特嫌”师长的牵连，高文彬被判8年徒刑。后回原籍不被接收，在那里待到1978年。

1979年冬天，56岁的高文彬回到了阔别近28年的上海。

他身上的蓝色棉衣四处露出棉絮，手里只有一个破木箱。当他走出上海火车站时，有人把这位参加过东京审判的英雄斥为“叫化子”。

后来上海海运学院收留了他，如今，这所学校已经更名为上海海事大学。

1984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找到了他，他参与东京大审判那段辉煌的历史终于被写入史册。今天，老人的巨幅照片被挂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东京审判”的栏目中，他是目前健在的惟一全程见证历史审判的人。

1991年，高文彬应邀赴美国加州大学海斯汀法学院讲学，这个法学院拥有全美第十的排名。

1992年之后，他一直在家休养，并指导着海运学院的十几名研究生。

1997年，闲不住的老人应邀参与到《英美法大词典》的编辑工作中去。

目前，世界上有两套法律体系并行———中国等国执行的是大陆法，而英、美等国运用的是英美法。

国际交流的增多尤其是中国“入世”之后，没有此类工具书的中国法学家们举步维艰。“这是在参与东京审判之后，我人生中第二次辉煌。”高文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