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春季，红四军一团一营、三营及教导队打了新城一战，仗打得干脆漂亮。南门一个营守军因我军已突进城里，遂把南门关闭，企图从西门逃窜。我军早已派出了教导队埋伏在这里，一个整营的敌人一个也没有跑掉，除了被击毙的以外，都成了教导队的俘虏。

父亲当时在教导队当区队长兼教官，战役结束以后所有的俘虏都交给了教导队看管。一天，父亲当班值星。忽然听到楼上的俘虏中有人在唱《国际歌》。歌声引起了父亲的注意，因为当时敌军兵营中是不能唱《国际歌》的，这首歌只有红军的部队里才有人唱。

看见父亲上楼，歌声就停止了。父亲只得发问:“刚才这首歌是谁唱的，请站起来！”

一个清瘦的青年俘虏起身答道:“是我唱的，长官，如果不允许俘虏唱，我就不唱了！”

我父亲说:“不，可以唱，你唱得很好。叫什么名字？”

那个青年说:“我叫谭甫仁！”

我父亲说:“你在哪里学的这首歌？”

谭甫仁立即变得眼泪汪汪起来。原来谭甫仁是广东仁化人，参加过彭湃领导的第二次东江起义。在那次起义中，他学会了唱《国际歌》，没想到起义遭遇到巨大挫折，不得不随着起义部队四处逃散。谭甫仁逃到了江西一个地方，在饥寒交迫中，无奈之下只得去军阀朱培德部当了一名士兵。这次谭甫仁随着部队来到新城布防，没想到竟成了红军的俘虏。

父亲安慰了谭甫仁几句，问谭甫仁:“你还能想起东江起义的其他领导人吗？”

谭甫仁说:“能啊，比如我们东江纵队的总指挥朱云卿。”

父亲告诉他:“朱云卿就在我们部队里，是我们的团参谋长，他现在就在团部。”

谭甫仁用近乎哀求的语调对父亲说:“能不能安排我跟朱参谋长见一面？谢谢你了！”

父亲说:“我这就去给你安排。”谭甫仁高兴得不得了，立即给父亲敬了一个军礼。

父亲吃饭时碰到了毛泽东，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一棵红色的苗子哩，现在该让他归队了，要把他留在革命队伍里！”

这样，谭甫仁就从俘虏中被解放出来，充实到了教导队。开始当学员，不久就成了教导队的文书。谭甫仁这棵红色的苗子，在毛泽东的关心下，很快成长起来，从此，他成了一名共产党的职业军人，更是铁了心跟着毛泽东干一辈子革命。

1928年8月30日早上，国民党湘赣敌军4个团向井冈山扑来，妄图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举扼杀在摇篮中。团长朱云卿观察到敌人已很近，便命令“打”，简陋装备的鸟铳、步枪一齐开火，红军积攒了一些大石头也派上了用场，大家从高处掷下，大石头飞速滚下，敌人被砸得惨叫声四起，纷纷从羊肠小道两旁滚下山去，不是摔死就是伤痕累累。

敌人知道红军枪弹有限，在下午4点卷土重来，谭甫仁看看自己的枪膛只剩下一发子弹了，石头也不多了，十分焦虑，只见他大声喊道:“团长，前不久我们修的那门大炮呢？”

经谭甫仁提醒，团长朱云卿也想起在茨坪修好的一门迫击炮，马上命令几名战士把炮抬过来。他们装进一颗炮弹，正要放，突然发现没有动静，原来是一颗哑弹，再装一颗，依然没有动静，谭甫仁急得火冒三丈，对迫击炮喊道:“小祖宗，你争口气嘛！”

此时只剩下最后一发炮弹了，谭甫仁憋住气命令:“放！”只见炮弹不偏不倚落入敌军的指挥所，随着一声巨响，敌人血肉横飞。敌人以为红四军主力回到井冈山，加上冲锋号也响亮地吹起来，团长朱云卿趁机率部奋起追击，敌军害怕吃亏，赶忙逃回茶陵。

毛泽东得知，兴奋写下:“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而制造炮声的正是谭甫仁。

自从父亲与谭甫仁相遇，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保持了很好的友谊。抗日战争时期，谭甫仁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15师343旅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三旅政治委员、115师教导第七旅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兵团军政治委员，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治委员，昆明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