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也许发现了徐向前那惊讶的表情，唯恐他和其他一些干部不明白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是怎么一回事，便振振有词地解释一番：“1905年，列宁在任第二国际执行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期间，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对以调和主义为幌子，贩卖取消主义的托洛茨基，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又揭露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背叛，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诽谤，1919年3月，列宁毅然抛开机会主义者把持的第二国际，主持召开了第三国际成立大会，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共产国际。”

徐向前听着张国焘的解释，心里在发问：怎么能这样比呢？列宁当时面临的情况和你张国焘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吗？你能肯定你张国焘就是正确的吗？

张国焘继续讲着，徐向前也继续听着：“目前的中共中央，已经被毛、周、张、博等右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他们的分裂行为，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红军一致的原则，其根源是失败主义和游击积习，以致堕落到这样的程度。他们的秘密北走，完全是阴谋诡计，是自私的，是不名誉的，是不道德的，是中共红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可耻行为，已经失去了大家的信用。同志们，我们还再跟着这样的中央做什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抛开原有的中央，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挽救中共的失败，到适当时间，再召集党代表大会，成立正式中央……”

徐向前不再往下听了，倒是前几天他奉张国焘之命率部南下时所经历的一切揪住了他的心。

毛泽东率部北上后，剩下的红军分别从阿坝和包座、班佑地区南下，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回头再次穿越草地。

徐向前骑在马上，举目眺望，浩渺沉寂的草地，枯黄漫漫，寒气凛冽，深秋的风充满着杀气。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的痕迹，历历在目。那些用树枝搭成的栅子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官兵的尸体，横一个竖一个地窝在里面，有的遮尸的栅子，已经被狂风刮得不知去向，远远看去是暴尸一堆，目不忍睹啊!徐向前泪流满面，他想，古代那些远征的将士们，还可以“马革裹尸还”，而这些远征中倒下的红军将士，却只能暴尸于此。如果说第一次过草地是被敌人逼到这里的，而今红军又折回头来重过草地，这是为什么？

抬头望着乌云滚滚的浊空，徐向前真想放声大喊，问一问苍天：烈士的血迹未干，革命尚未成功，为什么要闹内讧？

“徐向前，你对成立‘临时中央’有何意见？”张国焘的话声，把似在梦境中的徐向前拉了回来。

徐向前尽管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不晓内情，但十分痛心。拥护吧，没有多少道理，原来就有党中央，这边又成立一个，算什么名堂？反对吧，自己有些事情还没有弄清，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真是左右为难。不过他想，在目前的情况下，分裂就是一种罪孽。但这样回答张国焘，在这种公开场合，会让张国焘下不了台，如果闹翻了，四方面军将面临分裂。于是，徐向前只好回答说：“让我想想。”

就这一句“让我想想”的话，竟引起了张国焘的不快。

散会后，张国焘立即找徐向前谈话。

“看来你对成立‘临时中央’不太理解？”张国焘问。

徐向前只是一阵沉默，没有回答张国焘的话。

“其实，我也是不愿看到出现这种分裂局面，但毛泽东等人不听我的劝告，却秘密北上，这像什么话？”张国焘耐心地解释着，“为了挽救党和红军，只能这样做，不能再让他们胡作非为。你我同甘共苦这么多年，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向前兄!”

“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徐向前终于开口了，“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张国焘哑口无言，倒也觉得徐向前说的有些道理，尤其是后一句话，却提醒了张国焘。他想，眼下新成立的“临时中央”还不能对外公开，以免引来敌人重兵。想到这里，他说：“向前兄，你的意见我理解，但在目前情况下，没有一个有威信的中央来领导，红军就可能从此走向彻底的失败。到那时，你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后悔已晚，与其那样，倒不如现在勇敢地站出来，团结在新的‘临时中央’的旗帜下，与毛泽东等人作斗争，把是非曲直搞清楚，统一思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

徐向前听着张国焘的话，有些糊涂了，用充满疑问的目光扫了下张国焘，便不再言语。

张国焘以为徐向前的思想通了，便把话题扯到别处。

后来的历史证明，徐向前的那番话，在张国焘心目中是发挥了作用的。他所成立的“临时中央”一直没有对外公开，没有公开发表过什么宣言，但在党内却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对此，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得太轻松了一点：

我们不愿意老在内争问题上纠缠，因而并没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和作用。它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它没有机构，没有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也没有对旧的中央委员有所制裁。……而且，我们觉得不承认原有中央和建立“临时中央”，只是辨别是非、伸张正义的行为，并不是存心分裂，也避免个人权力之争。

张国焘如此写来，很明显是为自己当时的错误行径辩护。但也可以看出他当时“黄袍加身”以后，心里并不那么坦然。不过，徐向前当时并没有看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