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是什么?不外乎是两个：一是毛泽东在武汉正在物色军事人才，为他的“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作准备；二是徐向前所在的党组织负责人与毛泽东观点一致，估计徐向前在广东时认识毛泽东。
记者把自己的分析讲了。
徐向前既不否定，又不肯定，却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党当时还年轻，领导人陈独秀是个书呆子，中国革命的道路怎么走啊?那是毛主席最早提出走武装斗争道路的。
我当时离开武汉去九江前，如能找到毛泽东同志，会少走许多弯路呢!”
记者说：“那肯定会去参加秋收起义，跟毛主席上井冈山哩!”
“那是可能的，”徐向前又一笑，接下说，“我当时只有一个心思，搞军事工作，搞兵运。
没有武装，没有兵权，革命都是空想。
这是在黄埔时孙中山先生就讲过的。”
徐向前正是出于这种思想，当时他在武汉查访了三天，找不到毛泽东，找不到党组织，从汉口码头乘上了轮船，又顺流而下了。
滚滚的长江，望不见尽头。
党在哪儿?毛泽东又在哪儿?他像失去母亲的幼儿。
他决心去上海。
那儿是党中央机关所在地。
还在九江时，他就听说，一些同学在武汉政府反叛后去了上海。
上海有个小小的泰安客栈，是徐向前三年前投考黄埔军校时落过脚的地方。
回到上海，徐向前又住进这里。
他夜宿泰安客栈，每天遛马路，穿小巷。
10几天过去了，没有找到一星线索。
他身上的钱几乎要花光了。
一天在街上居然碰到李楚白——他的入党介绍人，真是喜出望外!
两个人走到一个无人的小弄堂，徐向前才说出这几个月的经历，问李楚白：“你可知道毛泽东在哪儿?”
“不知道，不认识。”
“我该怎么办呢?”
徐向前问。
“你先回去等着，不要外出。”
李楚白嘱咐一番，他们分了手。
第三天夜晚，李楚白陪着中央军委的一位负责同志，来到泰安客栈。
谈话中，徐向前才得知：南昌起义的部队遭到失败；毛泽东9月间在湖南领导了秋收暴动，情况也不好，一部分工农革命军奔向江西山区了……“你的情况，李楚白说了，”军委的那位同志说，“你说说看，有什么打算。”
徐向前说：“我是新党员，没多大的本事，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你是黄埔生嘛!”
那同志眼睛里流露出信任、敬佩的神色，“你对广东地区情况熟悉，去广东吧，怎么样?”
徐向前迟疑了一会，说：“广东我也不熟悉，我本想找不到党组织，就去北方，搞军运工作。
如今，要革命下去，没军权不行啊!”
那位同志认真听着徐向前的话，不时点头。
是啊，革命失败的教训，是党没有掌握武装。
中国的革命，到了坚决拿起枪的时候了。
“好吧，你立即去广东，”那位同志几乎是命令式地向徐向前说：“那边准备军事行动，工人赤卫队中正缺少军事指挥人才，你去领导工人赤卫队……徐向前从心里不喜欢广东那地方。
语言难懂，生活不习惯、小蛟叮得人心都发麻。
可是，党的工作需要，特别是听说那边会搞军事的人少，徐向前爱的就是武装，爱的就是领兵这一行。
他像入党宣誓似的，郑重地向军委那位负责同志说：“一切服从党的安排!”
“好吧，明天就起身!”
那位军委同志是谁，徐向前不敢问，也无必要问。
不通告姓名，是党的地下工作的纪律。
是党的指示，坚决执行，是党分配的工作，赴汤蹈火也要去完成!
文章摘自《徐向前的非常之路》张麟/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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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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