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彭雪枫的到来，这位“山西王”不紧不慢地说：“我阎某人素与贵军并无恩怨，今孟春何以贸然渡河，造成我军损失惨重！贵军虽言之甚好，何以以伤害友军为能事！”

彭雪枫见阎锡山见面就来个下马威，随后不卑不亢地反驳道：“阎主任对我军有所误解。此前，我军东渡黄河，意欲东渡冀察抗日，以缓先生之忧，并无侵占山西之意。此正义之举，贵军却无理阻挠，遂起战端。则南京蒋公中央军大举入晋，假助先生之名，实欲行吞并之实。日寇闻讯亦为你我相残而陡生快意，时以兵临城下，日寇陈兵麈马，对山西虎视眈眈，我军愿与先生同力破敌，以保晋省，有何不妥？”

阎锡山从沙发里坐起来说：“贵军对抗日有何良策？贵军口口声声说联晋抗日，能否在联合作战时完全听从我方指挥？”

彭雪枫从容不迫，说道：“我党毛泽东主席已有书信转达先生处，我们红军历来是信义之师。凡事以国事为要，珍惜与贵军合作抗日，一切均好商量。”

阎锡山笑道：“我欲与贵军联合的想法早就有了。我委托训政处梁化之全权代表，有事你们尽管谈，只是切莫走漏风声，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算计好要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阎锡山此时正处心积虑地实施他的计划。他积极组织绥东抗战，挫一挫日军的锋芒。他最核心的战略是“割据自保”，守土抗战实在为迫不得已，他只想游移在蒋介石、日本人和共产党之间，安安稳稳当自己的“土皇帝”。

11月17日，蒋介石突然由洛阳飞临太原，前来策划抗敌军事部署。阎锡山在举行隆重仪式欢迎老蒋之时，不得不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蒋介石要派中央军进驻山西，那么一旦蒋军入境，不亡于日就必然会亡于蒋。这时，阎锡山又在反蒋抗日上和红军保持一致。又要抗日，又要反蒋，又害怕与共产党真正联合。这时的阎锡山真的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整个太原空气骤然紧张起来。阎锡山清楚地知道，弄不好，他这个“山西王”就到头了。他低头沉思着，额上很快渗出一层集密的汗，他用手不停地敲着桌子。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副官报告说中共代表彭雨峰求见。

阎锡山眼前一亮说：“快快有请。”

彭雪枫大步流星走过来，落座后，他说：“日军最近陈兵绥东一线，意欲全面进攻山西，现在民众抗战热情甚高，一旦战事起，我军将全力支持配合。”

阎锡山面无表情地说：“日军锋芒甚利，胜负难以预料，只恐我军战前，又虑人乘我不备袭后，我不能不有所顾虑。”

彭雪枫笑道：“阎主任所虑过甚，民众呼声甚急，折杀日寇乃民族英雄，众望所归，谁敢在此时行天下之大不违，岂不是不战而败！任何不抗日而妄图促人自相残杀的行径，是不得人心，最终要失败的。”

阎锡山在彭雪枫苦口婆心地劝说下，明白共产党大义无私的正确方针，从唇亡齿寒的角度来看，共产党是最真诚支持他保境安民的。他终于下定了对日作战的决心，全力以赴投入绥远抗战，并最终取得了百灵庙战役的最终胜利。

西安事变中，在彭雪枫的积极力争下，阎锡山采取了与中共合作的态度，站在了共同维护大局的明智立场。

但阎锡山凭一个职业政客的敏感再次出尔反尔，根据孔祥熙的电报要求，对张学良发出“五乎”电报予以责难，从而开罪于张学良，“挟蒋”调停美梦破灭。阎锡山一时感到惋惜又非常踌躇，竟然又暗中与日本人妥协谈判，为自己另觅一“窟”。

彭雪枫及时察觉到了阎锡山的动向，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了紧急汇报。毛泽东目光如炬，准确洞察老军阀阎锡山的举动。在12月22日致信于他，开诚布公地谈了对合作抗战等诸多问题的看法，由彭雪枫转交阎锡山。

信中道：

……陕变突起，事出非常。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敝方主张详删皓两电，抄陈台鉴。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至于红军，只要南京停止“剿共”政策，赞同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并划定适宜之防地，决不向南京管辖境内进攻。对我公领导之晋绥方面，前遣彭雨峰晋谒，已将鄙意奉陈……唯现宁陕相持甚急，如宁方坚持进攻而无丝毫转圜之余地，则红军势难坐视。战争范围扩大，所需于我公协助之处甚多。如何使晋绥陕甘四省亲密团结，联成一气，俾对国事发言更为有力之处，敬祈锡示南针。

阎锡山看过，正中下怀，在内心深表赞同。日本人正咄咄逼人，南京政府欲借刀杀人，他要想坐稳位子，真得只有联共抗日了。他咬了咬牙说：“还是那句话，就‘共维大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