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72年5月，医疗人员就发现周恩来患上了膀胱癌，但是当时一直采取保守治疗。1973年1月，周恩来开始尿血，虽然做了手术，但是由于得不到真正的休养，到了1974年夏天，病情恶化的周恩来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从那时起一直到1976年1月逝世，周恩来几乎都是在医院度过的。那一段时间里，赵炜作为邓颖超的秘书，经常往返在北京的305医院和中南海西花厅之间。

记者：就总理去世的之前，他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你们感觉，作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首先总理是1972年发现这个膀胱癌，73年的春天，就开始治疗，那时候治疗是在玉泉山，住了半个月。总理的身体，说实在的，体质是非常好的，也不感冒，也不，就心脏不好，药物维护还可以，但是自从得了这个膀胱癌以后，那就是得经常治疗，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当时的条件，工作那么忙，就一边工作一边治疗，这种对一个70多岁的老人，工作那么繁忙，说实在，是不，治不好的。

记者：那他在开始尿血，已经开始知道有病的时候，他的工作量有没有减轻？

赵炜：没有，一点也没减，没减，还照常，该怎么做怎么工作，只是在医院的时候，就说不让秘书去，因为秘书去，文件就多啊，秘书在家挑文件，邓大姐带去给他念，有批件，他照样见客，见外宾得控制点，见客，找人谈话，反是几乎没休息啊。他是74年6月1号到76年1月8号，587天，他整整都没休息，就到最后，除非是做治疗，一好就什么，后来那半个月，不能，因为那一段我老去到医院去搞专案的事，他一直在抓工作，他没有放弃。

解说：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时刻，因为怕影响治疗和休息，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并不多。只有年迈的妻子每天陪在他的身边，为他读报纸和文件。1975年的初冬，邓颖超亲自向赵炜等4位秘书坦言，周恩来已经病危。不久之后的一天，周恩来点名让赵炜陪着邓颖超去医院。

赵炜：大姐就告诉我，她说你今天看到总理的时候，你可不许哭。我一听这句话，坏了，一个月没见面，肯定是和一个月以前不一样了。哎呀，所以那时候心情，又想马上看到总理，又怕见到这个一瞬间，那天到那一去。我们习惯，到医院得洗手，洗完手再进病房。进去以后，总理呀就说了一句话，我就叫了一声，总理，总理就说，握手，咱俩握握手，我说，总理，别握手了，我在外头，手凉，别握了，总理说，要握，那我得往前去嘛，我在大姐后边嘛，我往前去了，总理就搁他那个被子里，把手伸出来，我一看那手，除了骨头就是皮，完了总理就跟我握手，使劲握我手，还挺用劲，就说了，赵炜，你要照顾好大姐，我一听这句话，我简直控制不住了，哇，一下，我眼泪往外掉，可是我不能出声啊。大姐在我后面一步，发现我掉眼泪了，使劲拽我衣襟，就意思你别哭啊，她这一拽衣襟呢，我就往后撤，大姐上前一步，我就跑到走廊里。我到走廊里，放声大哭，她说赵炜，你怎么了，别人问我，我就告诉她，哎哟，我说我受不了了，完我又赶快去洗洗脸，然后再进来，再跟他们说话，再念文件干嘛，就搞这些事。一个月没见，人整个变了。

记者：总理以前不会每次见到都要握手？

赵炜：不，不握手，就叫一声总理，就这样。

记者：总理他特地要跟你？

赵炜：特意要跟我握手。

记者：就是为了讲那句？

赵炜：就是为了这句话，你要照顾好大姐。

解说：在后来的两个月里，赵炜每天陪着邓颖超去医院。有时情况不好，就是三更半夜赵炜也必须陪着邓颖超再跑一趟医院。周恩来讲话越来越小声，赵炜就仔细听，然后再“翻译”给邓颖超听。除此之外，赵炜还要为周恩来念各种报纸、文件，

记者：他还听文件？

赵炜：听啊，后来我给念。他主要了解国家大事，国内外大事，电报，国内国外都，因为我不说他一直在工作嘛。

大家都奇怪，不知道他找什么，什么都得念，年月日，大标题念，有时候得给他，一个都不能落，整版地念，不知道他找什么。当时那个形势呢，觉得有些事情要他知道，对他并不利，所以我那书里写过，就是说经过邓大姐决定，跟我们商量，就我们把前一年的报纸找出来，给他改日子，就，就是我们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骗总理，就是集体骗他，因为不知道他找什么，不想让他知道当时，增加他的负担。

记者：你们感觉他在找什么东西，就是新闻所有都要念给他听？

赵炜：对，他找什么，我们不知道，他跟谁也不讲，所以改了20天，我们没法可改了，我们就用的铅字，他不看，别人念，万一他要看看怎么办，叫他看不出来，因为当时那个形势，有些事情，说实在，那种四人帮那个极左的东西，有些东西叫他，我现在想，叫他知道也没什么好处，对他养病不利。

赵炜：平常呢我们就上午要去，1月8号那天早晨啊，上了班呢，大姐吃完饭说，赵炜，你给医院打个电话，今天上午啊，因为昨天回来晚，咱们不去了，问问总理情况如何，如果没什么变化，就不去了。我一打电话说，还行，还，一切正常，这大姐说，我说大姐说不来了啊，如果总理找再来。半个钟头以后啊，八点半，值班的卫士打电话来，赵炜，快，快，不好了，情况，我天啊，我一听这个，我腿都软了，脸都白了。这时候大姐，我记得很清楚，正在卫生间刷牙，她这人是吃完饭，刷牙，洗脸，我就赶快叫司机把车备好，我进了大姐的卫生间，她看了我进来了，她在洗脸，她说，赵炜，有事。我得镇定啊，我一看我那脸白花花的，我就得慢点说，不能急，不要让她感觉到，我说大姐啊，那个，那天是高振普，我们都管他叫小高，我说小高来电话，说叫咱们马上到医院，说总理情况，有情况，大姐说，不刚才打电话还好吗，赶快，赶快，走，走。

快下车之前啊，我就想给大姐下点毛毛雨，别一下把老人家愣了，我说大姐啊，小高在电话里跟我说，情况不妙，这时候我们已经下车了，进了门了。再往走廊，一到总理的病房，一看，整个我告诉你，变了。所有的屋里的东西，全都撤了。屏风什么，就是一个茶几上是大夫做那个抢救的东西，机器在那。两边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全站着，在那哭呢，那我们到那就快九点了，八点多了，八点半以后，这时候在抢救，总理已经没，闭着眼睛了，带着那个抢救的那个呼吸那个，一进门，知道坏了，这时候大姐走到总理那个床边上一看，脸，那都没颜色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病房里的心脏监护仪上划出了一条直线，周恩来的脉搏停止了跳动离开了。赵炜看到邓颖超轻轻抚摸着周恩来的面颊，亲吻着周恩来的额头。在接下来的很多天里面，赵炜几乎时时刻刻陪伴在邓颖超的身边。邓颖超的坚强，给赵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记者：就是在那个时候，你的想法，您是因为总理刚刚去世，然后又是邓大姐在边上，你自己的心情怎么样？

赵炜：我自己的心，天啊，脑袋就都爆炸似的，就说，我想，我说我们就没想到总理有去世那天，谁也不愿意这一天到来，所有人，那屋简直一片哭声，医生，护士，工作人员，警卫。

记者：您也是？

赵炜：我也是，我在其内啊。

记者：当时邓颖超女士呢？

赵炜：邓颖超也哭啊，但她这时候哭，我觉得她好像很坚强，很理智，不像那，就是那，这个一些老年人失去亲人那个嚎啕大哭，她不这样。

记者：那后来就是这些事情基本上定了以后，那几天里面，您是陪着？

赵炜：天天陪她。

记者：天天陪。

那家里电话不断，都是打电话慰问的，要来的，谁来我们也不接待，电话…，一上来就哭，给你说，他们哭，我们接电话也得哭，真的，我们那几天，我们大家谁也不当着大姐的面掉眼泪，大姐。

记者：那她呢？

赵炜：她也不，她很坚强，她有时候看到劝我们，她说你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人死了哭也哭不活，要能哭活，大家一起哭。大姐就这样，很坚强。你看她一个人站在那个追悼会的时候，我距离也就咱俩这么远，我站在那远一点。你看她，她眼泪就那么默默往下流。

记者：还是流眼泪。

赵炜：流眼泪，流，她也没有声音，也不出声。

解说：送走了周恩来，西花厅里的人们还没有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就已经感受到了一些特殊的压力。

赵炜：当时总理去世的时候，有些人，我说个不好听的话，现在讲，好像我们这帮人在总理和大姐身边工作的人，都是瘟神似的，就不敢接触我们，离我们远远的。我们到食堂吃饭，有些人，过去跟我们再熟的人也不跟我们说话，后来我说我们这帮都成瘟神了，你不说就不说，你不说，我也不跟你说，咱也不给你找麻烦，对不对？我们不怕呀，我们怕什么。所以不一样，知道吧。所以总理那时候去世的时候，大家心里是一种又悲又气又恨，对不对，你没地方去说去

解说：周恩来去世以后，赵炜继续担任邓颖超的秘书，一干又是16年，每年除夕，赵炜都陪着邓颖超一起度过。赵炜的丈夫赵茂峰，虽然离开了工作上调离了西花厅，但是实际上仍然是邓颖超的“志愿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