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主持人）：大陆流行80后这样的一个称呼已经好几年了，香港是直到去年年底才开始忽然大家，在认真的讨论什么叫做香港的80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如果你常盯着我们电视台的新闻瞧的话，你也许会知道，就是香港在去年年底曾经发生过一群很重要的事件，就是一群的年轻人，主要是一些80后的年轻人，他们去反对在香港兴建高速铁路，通往广州的这个铁路，主要原因就是这里面牵涉到一些公平和正义的问题。而且这里面还牵扯到一些香港的农村或者兴建地区的破坏等等。

那么这一群80后带着一些不同的价值观，崭新的运动观念，涌入到了香港的主流媒体里面，使得香港政府、主流社会全部大吃一惊，不知道这批年轻人是从哪里跑出来的。然后随之而来就是一连串的争论，在这场争论里面，有一本书或者有一个学者常常被人提起，其实这个人在香港已经非常有名了，他就是有名的社会学家吕大乐。他这本书，与其说是书，倒不如说是一篇文章，只不过以一个册子的形式出现。这本小说是几年前就出版了，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四代香港人》。

为什么吕大乐和他这本《四代香港人》会忽然成为一个争论的中心呢？这是因为有很多人，尤其支持这些80后的年轻人，觉得吕大乐是一个很保守的人，觉得他这本《四代香港人》的观念也很保守，在为一个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说话。那么的确吕大乐当然有他保守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对这本书有一点误读，对于不知道这整个背景来龙去脉的朋友不要紧，我给你简单讲一下这本书讲的是什么，也许你能够从这本里面，更清楚的了解到一点香港的故事。

首先这四代人是怎么一个算法，什么叫四代香港人，是这样的，吕大乐从二战之后开始算下来，香港总共出现了四代人。那么这四代人的说法，并不是一个他的独创，而是你看很多社会学家或者人口学家在讲整个世界战后，都会有这样一个四代观念的区分。那么战后第一代，主要就是战前早就已经出生，挨过了二次大战的痛苦日子，然后在战后努力含辛茹苦的要重建家园的这一批人。

对于这一代来到香港的人，其实很多都是难民，有的是逃避二战的战祸，有的是逃避国共的内战，那么解放之后又来了一大批人。那么这一批人，在当时二战之后，他们等于是建设香港的第一代，吕大乐对于这一代人的描述是充满了温情的，他觉得这一代人都在无私地为了下一代人而奉献。而且他回想起他们年轻的时候吕大乐就是接下来的第二代人，也就是战后出生的所谓婴儿潮时代。

然后他就说，现在回头再看，当年的年轻人，也就是战后出生的婴儿潮那一代人，享受的生活空间，可能连今天已届中年的战后婴儿自己也觉得难以接受。那个时候天空海阔，很多事情都能够以尝试新鲜事物之名，一次又一次的偷鸡，偷鸡这是个广东话，就是偷偷干。那时候只要打着新这个招牌，万事好商量，很多事情都会多留几分空间。

他想讲的是什么呢？他想提一个重点，就是那代人的父母虽然保守，但是问题是他们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对未来想法的开放程度，其实可能比今天的婴儿潮时代，自己当了父母之后的情况还要开放，还要大胆。反过来说，今天的婴儿潮时代，在社会里面是个掌权阶级，但其实他已经比他们父母那一代，其实还要保守，然后他们在社会上面营造出来的开放空间也远远不够。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婴儿潮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代人，这一代人很奇怪的地方在哪。就是他们是战后出生，尤其香港这个地方，接受当时西方流行文化洗礼，迷过beatles，赶上了西皮的潮流，有反叛的精神。那个时候他们流行说的话不要相信30岁以上的人，可是这一批人到了现在，他们却觉得只有30岁以上的人才可信。同样的曾几何时，他们认为30岁之前不读马克斯，或任何其他激进思潮的，缺乏激情，不够浪漫，难成大气。年过30之后的战后婴儿，却认为几十岁人仍然激进，则代表没有长大，不够成熟。

那么这一批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我想这是吕大乐这本书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问题是我们要注意这一批人，他们是香港社会的某种意义上的主流为什么？因为在年龄阶层来看，他们这批人人口太多了。1966年的时候，年龄19岁以下的青年，占当时总人口的50.5%，就是一半以上。那么这一批人，很自然的就会把自己的问题当做是全香港的问题，替整个香港社会制订议程。

然后而且这批人，因为在一个剧烈的竞争环境底下成长，而那个时候社会非常开放，空间很多，经济在爆发时期，所以他们能够上位，广东话什么玩意儿，就说能够往上升的机会也很多，所以他们变得相信竞争。对他们来说竞争不只是个过程，更是个意识形态，而且他们有一种信念，认为自己得到的一切都是凭个人的实力跟苦干、聪明、机警、灵敏，而不是整个社会结构或者外部国际局势、经济变化造成的结果。

但是快速的经济发展、长期的顺进，确实会令人选择性的整理个人经历，只记得自己力争上游，而忘记了当时社会形势如何不断地大量地给他们制造机会，于是他们就把自己那一套当成了是日后的世界也永远都应该是这样的。于是接下来他们那一代人，也就是我这一代人，所谓第三代人，就是六十年代末，或者是七十年代生的这一批人。那么这批人是怎么样呢？这批人他们面对新环境，这个新环境里面机会不是消失了，而是不再全面开放。进入职场的新一代发现随着弹性雇佣制的普及，雇佣机构的结构趋向扁平，不像以前那么科层化，一层一层，新增的经理，管理职位因此就会减少了。

那么于是你这个社会往上流动的阶级也就少了，那么这一批人就会苦于自己总是没有出路的感觉。我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拿香港跟大陆对比最容易看得出来了。我们看看，在大陆，就拿我熟悉的媒体行业来讲，我发现很多报纸的老总、编辑居然都是30多，40岁，跟我年纪差不多。而像我这种年纪的人，在香港，如果你仍然在媒体工作、在报纸工作，干到这个岁数，你可能就只是个采访主任，你那个总编和社长，可能都是一些五、六十岁的人。也就是说香港这个社会机会已经缩减了，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

所以很多人说吕大乐保守，就是因为他用这样一个角度来解读今天80后或者70后面对的问题，可是你也可以说他是激进的，因为他就在反省他那一代人的缺失，他那一代人的得天独厚，是如何依赖于社会环境，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