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期主持人吕宁思将继续讲解《牟宜之诗》。《牟宜之诗》的编著者(刘芳伟)先生在谈到他如何从牟宜之的儿子牟广丰那里看到诗稿的时候,说当时他的感觉是我们可能发现了一个奇迹,发现了一个旷世诗人。
凤凰卫视3月4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吕宁思:今天我们继续来读这本《牟宜之诗》,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牟宜之诗》的编著者(刘芳伟)先生在谈到他如何从牟宜之的儿子牟广丰那里看到诗稿的时候,说当时他的感觉是我们可能发现了一个奇迹,发现了一个旷世诗人。没错从牟宜之的背景和诗作去看,又不能不令人感慨,对于这样的高尚的奇才,历史又是多么的不公。
在这本诗集中,还有怀念他的胞弟的诗作是情深义重,牟宜之的胞弟叫做牟乃红。1937年抗战爆发后,兄弟俩原本都是准备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去延安的,但他们兄弟两个都是丁惟汾的外甥,于是董必武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报告毛泽东,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丁惟汾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毛泽东是副部长,两人有共事的经历。
所以毛泽东从政治家的角度做出指示,不要小的去延安。为什么没要呢?毛泽东说丁老先生他们家两个外甥,大的已经是我们这边的人,小的再过来的话,丁先生跟蒋先生的关系是比较尴尬难处,小的不要只是退回。于是牟乃红在武汉住了很长时间,就回了南京。
1949年,他去了台湾,然后又去美国,2004年病逝于洛杉矶,这是一个典型的国共两党同根生的故事,而历史又造成了兄弟两人后来是天各一方、命运两极。《牟宜之诗》出版之后,出现了很多的评论,王康先生在恳谈会上的书面发言,引用了1793年法国大革命中(威尔列)在上断头台前说的那几百年来被反复的大规模的做实的名言,就是革命吞噬掉自己的儿女,叫人震撼,不慎唏嘘。
王康写到,牟宜之先生一代身处中国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艰危、最动荡、最悲怆、被荒诞的岁月,他们经历和承受的一切空前绝后,除了暴君、流氓、党棍、小市民、官吏和御用文人外还有一个极小的群体,赋予中国舞台以某种庄严的形象和高尚的记忆,它们是革命中的精神贵族、寻道者和诗人。
王康引用了马克斯那句名言,马克思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王康写到,马克思以不甚暗淡的心情对他们的追随者说的这番话,似乎看到了在欧洲中世纪结束几百年之后,世界上将出现以他和他的理论名义创作的又一个宗教裁判所。
那些成吉思汗和布朗基式的共产主义者,将充任红衣主教和大法官,高尚忠贞之士则沦为异端,革命的内在逻辑呈现了一道空前冷酷的历史铁则,坚持革命初衷和乌托邦理想的革命者无一例外的承受了异端的全部苦难。
而他们当初恰恰几乎都是使革命拥有某种正义合法性甚至神圣感的精神贵族。王康写到,牟宜之先生的目光与彼斯特里、雷列耶夫等十二月党人一样,拥有同样对外在奴役和内心解放的激愤和渴慕,拥有同样高贵的失望和献身的热忱,正是这种目光赋予革命顺乎天下、应乎人的神圣合法性,顺乎天应乎人的合法性,神圣的合法性。
然而历史的宿命也正要降临在宜之先生这样的精神贵族的头上,稍知1949年以后,苍黄风雨的国人都知道,1957年之后,中国社会激变,对于心怀高洁谁与信,雨骤风疾若等闲的君子意味着什么?
王康说令我惊叹的是,支撑宜之先生这位精神贵族的内在基础的仍是儒家大丈夫本色的豪杰性情,仍是《诗经》以来,屈原、杜甫、苏轼、顾炎武、龚自珍一类忧患余超迈的诗歌传统。幸而我们拥有这个伟大的传统。陈寅恪、聂绀弩、梁漱溟、钱钟书、李慎之等先生都曾躲进这一坚不可摧的无形的屏障,记录并升华了亘古未有的苦难。
同样令人暗淡身上的是,由于犁庭扫穴式的文明浩劫,能写、敢写古体诗言志抒怀的诗人已是寥若晨星,能读、能诵、能意会这类古体诗的国人同样是寂寞无主。
不过历史还是有奇观,就在这万马齐喑的世界,如同惊雷闪电,宜之先生的诗史横空出世。王康写到,宜之先生不仅是精神贵族,而且是鏖战中天日黄昏,愧我归来暂且存。神州哪许陆沉了,投笔从戎市事国殇的豪杰。同经磨难,他在书生本色上平添了一股战士和殉道者的浩然正气。
牟宜之易先生虽然无全部采用旧体格律诗,记述和表达他对人生、命运、社会、历史的感受,但作为被革命吞噬的儿女,他的诗作还拥有另一道精神的源头。在二十世纪特殊的世界性命运中,他无意间不仅充实了中国现代诗歌不可或缺的悲剧成分,而且丰富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另类诗歌创作。
王康指出,如将宜之先生与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相比较的话,将《纪念杜少陵》、《野花》、《重阳》、《咏史》、《赠故人》等组诗与雷米佐夫的《俄国大地毁灭曲》、爱伦堡的《为俄罗斯祈祷》、舒米寥夫的《死者的太阳》还有普宁的《罪恶的岁月》,尤其是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茨维塔耶娃的《祖国》相比较的话,定会有令人惊奇的发现。
因此宜之先生的诗作同时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双层意义,它们比时下兴起的国学热、读经运动,更早的、更纯粹的、更令人感动的以苦难、忧患和希望践履了中国两千多年诗言志、文以载道的伟大传统。最后王康发出了感慨说,《牟宜之诗》终于出版,如果时间倒流到上世纪的80年代,它也会让无数中国人是噙着眼泪阅读朗诵,掀起巨大的时代波涛,并改变中国的精神结构。令人不甚悲凉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丧失了聆听苦难而高贵的诗歌的能力。权力和金钱轮番扫荡,从深渊和浩劫中凤凰涅盘般仅存下来的牟诗已经不能感动中国了,说的是牟宜之的诗。唯其如此,牟宜之的诗所记录、领略、遭逢的那个时代悲剧才在牟诗本身的当代革命中、当代命运中露出它的真实的面目。唯其如此,牟诗所蕴含的痛苦、彷徨、觉醒、抗争和希望才仍然继续具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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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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