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梁文道今天继续讲解杨美惠的《礼物、关系学与国家》,提到文革期间讲关系是比较少,文革后才逐渐越来越多,甚至上升成为学问。然后他就抓住这一点,从一个很特别的角度来看中国人讲关系,首先他指出我们过去对于关系的很多讨论,都太过文化本质主义了。
凤凰卫视2月5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很多人会觉得我们今天中国人喜欢讲关系这个事,是个自古以来的传统,发展出来很多很多别的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像我们讲的潜规则这些东西,都觉得是个中国文明悠久的传统,甚至是个陋习,应该要好好的克制它或者改变它。但是这本书我今天再继续给大家介绍,《礼物、关系学与国家》的作者杨美惠,他告诉我们,根据他做的调查,他发现其实文革后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没办法搞好什么叫做关系。
比如说,有人会跑到医院大声喊,听说来这儿看病走后门比较快,请问后门在哪里?结果弄的大家一堂散笑。然后他就说,很多人都向他指出,文革期间讲关系是比较少,文革后才逐渐越来越多,甚至上升成为学问。然后他就抓住这一点,从一个很特别的角度来看中国人讲关系,首先他指出我们过去对于关系的很多讨论,都太过文化本质主义了。什么叫文化本质主义?这也是一个我向来特别警惕的东西,就是把今天我们中国人所具有的某些的行事的方法、规则,认识世界的态度,看成是中国自己独一无二的东西。不止如此,还把他看成是种超越历史的。从古代三代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亘古不变。
那么这种看法犯了两个很大的错误,第一个错误,他没有把我们中国社会自己运行的一些规则,我们的世界观去跟别的地方比较,看看是不是其实别的地方也跟我们差不多。第二他忽略了我们的观念,或者我们社会生活的事实是会随历史变化的。你硬生生的把三代的东西跟今天的东西扯在一块儿,难道要假装中间这两三千年的时间其实是没变过,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吗?对不对?作为一个人类学家,那么他当然要突破这两点,所以在这本书,他对什么叫关系,杨美惠博士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讲法。
首先他关注到,其实讲关系这个事儿不只是中国特产,前东欧或者苏联这些共产主义国家也都有。例如说他就说有学者研究70、80年代的匈牙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第二社会。什么叫第二社会呢?他根据非国家规律自行运作,它的话语和活动没有有意识的形成独立的自己的公民社会。但是它跟国家是有点距离的。不止如此,他还说到,当时很多的东欧这些国家有所谓的第二经济,也就是说在国家的市场经济底下,有很多人用其他的方式,用一种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这种关系网络,去交换各种的利益跟好处,主要是利益交换。那么这个东西该怎么来理解呢?也就是说中国的所谓的关系网,有时候会不会也就是我们在东欧、苏联这些共产主义国家也都看到的第二经济,所谓的第二经济是什么呢?就是可以作为缺少市场机制之后的局部代用品。它避免了指令经济、计划经济的僵硬,拖延、效率低下和效率平衡,以及不连贯。
但是他接着下来又说出了,但是我们做这种比较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今天讲的关系,其实在其他的计划经济,共产主义国家也都发生过之外,也不能忽略它有自己中国的一个特性,这个中国的特性是什么呢?就是关系的这种交换利益,其实就是人类学家所常常讲的礼物经济。礼物经济呢,在很多的民族社会里都见到,就是大家互相送礼,送回来送回去。我送点礼给你,你又送回给我,我把你儿子安排上学,你让我女儿不晓得上哪儿工作,这种交换当然能够交换到实际的好处,但是这个交换本身有时候比你交换回来的好处还重要。这个交换本身,是一种塑造彼此的认同感、关系网,比这个关系得到的实际的经济利益有时候它们的重要性是不遑多让的。
然后这里面就说到一个最有挑战性的观点,他说中国人这么爱搞这种关系,现代中国人。他说实际上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产物,中国人以前也搞关系,但是于今尤烈,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恰恰是中国在现代化底下的产物,为什么呢?他认为,他采取了一个哈佛付高义的说法,他说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后,所有这些国家都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普遍伦理代替了朋友和亲属的个人伦理,同志要求对社会上所有人一视同仁。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同志的关系,这个关系要胜过我们跟亲戚跟老乡其他私人的。但是问题是,人对那种私人关系仍然还是需要的。于是,当整个同志的这种公平的、一视同仁的伦理,在社会上面主宰一切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补充公共伦理和资源朋友的个人伦理的缺失,裙带关系和利用个人关系帮朋友办事被否定。因为与一个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被认为是妨碍对其他人应尽的义务,同时友谊所要求的信任和互相坦诚,或者有意无意泄漏个人隐私的线。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关系是什么呢?关系其实就是对这种共产主义伦理的一种反动。也就是说原来我们要求大家做同志,是说一视同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但是这个东西,总会造成某种社会纽带的缺陷,我们很难把爸爸不当爸爸,只当他是同志。我很难把一个同学不当同学,只当他是同事。那么因此在这个时候呢,一种人的本能需要就会出现,那么这种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学的出现他怎么理解,他说我们可以解释文革时期关系学的出现和再现,是为了抵抗政治力量带来的社会秩序的压力,搞关系的人,在一个自足的圈子里面,以义务和回报摆脱国家的控制,减少对国家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以来。
也就是说,以前在那个社会里面,比如说你的一切都是单位给你的,你的生老病死都在单位里面解决,那么也就是说,你要完全整个人的生命是要靠组织的,你完全依赖于由上而下的国家组织的权利。但是通过关系,你却能够绕开它了,你能够回避这个国家权利,你甚至能够产生一种微型的抵抗。而透过这个抵抗,我们发现这个社会上最有地位的人,有时候没有关系,他反而还搞不定。
比如说这里面就有说有一个年轻的女校工解释说,像我们北京大学的校长,有名有权的人物,但他在某某地方没有熟人,也因此就不能够让他的儿子得到某个厂的工作,该厂管人事的人,没义务帮他办这个事,对不对。就算你是北大校长也是一样,因为你没有关系,于是国家的这些有级别的干部,整个组织秩序,就在关系网前面变得脆弱起来了,这真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关于关系的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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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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