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1月29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也许大家最近在香港，或者是在一些网站上面看到香港有一群人正在反对高铁的兴建，然后搞的相当大，炒出了所谓香港的80后这么一种运动出来。那么我今天呢，不是要在这里跟大家去讨论这个什么“反高铁示威”，或者是香港80后的社会运动，而是要借着这个运动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运动里面，有这么一批独特的人。

这批人很奇怪，他们会敲锣打鼓，会唱歌也会拍东西，有时候做些我们觉得特别有创意的行为。这里面又有一些人呢，他们其实身份是很复杂、很多样的，我们要注意每一场社会运动里面，都集结了不同类型的人，那么这些人呢，只有在这个运动当中你觉得他们是一群，但是其实回到日常生活里面，他们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面相。

那么香港呢，在过去曾经有一些作家或者文化人长期跟社会运动是隔绝的，但是到了最近十年里面，出现一个现象，我觉得相当可喜，就是有这么一批人，他一方面非常关注社会，非常关注政治，积极的介入采取行动，发起各种各样的公民社会组织。但是另一方面他同时也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或者我们平常所谓的文化人，那么在这里面有一个我认识的年轻的朋友，也是个非常优秀的作家，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本《行路难》的作者李维怡了。

李维怡其实是一个，在文坛里面大家觉得她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作者。她曾经在台湾很有声望的一个文学奖，叫做联合文学奖里面夺得新人奖。当时让大家觉得很振奋，香港又出了一个年轻的文坛新秀，可是这个李维怡，并没有在大家的想象里面去一直持续的、专门的、专心的往文学方向发展。相反我们平常所认识到的这位李维怡小姐呢，她除了是一个作家之外，她同时也参与各种各样的录像跟电影的拍摄。

香港有这么一批人，这里面当然也分成不同的小股的组织，是长期希望用镜头去捕捉香港各种各样发生的这种抵抗运动。同时她不只是拍摄记录，而且尝试着主动的介入，成为行动的一部分。因此在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很奇妙的问题，就是平常我们以为拿镜头的人，像记者这样的人，或者拍纪录片的人，他应该跟他拍摄的对象保持一个距离，然后去客观的记录这个事，而不应该直接的卷入，不应该直接的进入。但是呢，透过这些录像我们又发现，这种直接进入对这个运动产生很奇妙的催化作用。比如说，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参与运动的抗争的老百姓，他们在一起看回那些拍摄他们的片断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会有一种团结感、认同感，就好比我们去办完喜事，然后大家一起看看结婚当天的纪录片，那种感觉就会出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李维怡作为一个作者的身份，就对我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那么这个挑战其实就结集在这本《行路难》，这《行路难》呢，其实是她的一连串小说创作，里面有短篇有中篇。我们觉得值得注意的是她称自己的身份，她不是这本书的作者，她特别强调，她叫做文字耕作。为什么叫文字耕作呢？这是因为她觉得一本书的完成是得益于很多人的。比如说拿一个作者来讲，一个作者，比如说他如果拿笔去记录他所看到那些事儿，或者他的记忆里面遇到的一些人的话，那么那些人、那些事就是他写作的灵感跟养分的来源。而在她看来，这个作者不是像必须着的、偷光的，那么虚构出一个东西出来，而是透过这些记忆里面，历史上面给过她资源的这些人，把这些东西，像他们负责的把这些东西编织起来成为一个作品，所以她叫做文字耕作。

那么又由于她的写作观念是这个样子，她就会觉得她需要对她的那些写作来源的那个人、那段历史跟这个社会负上一定的责任。问题来了，这个责任是什么样的责任呢？我们细看这本集子里面的小说，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其实都是反映了李维怡作为一个运动参与者，社会运动的投入者，这个角色里面所得到的一个经验。她记录了各种各样的，在一场社会运动中间有份参与的人。从示威者，从产生运动需要的人，一直到一些旁观者，甚至到警察，这个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她都在里面把他们写出来了。

那么这里面又牵涉到一个我们长久以来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文学创作，或者这个作者他应该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常常说文学，如果说要反映现实，甚至像过去我们鼓吹的革命文学，那种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作者就应该有个党派立场，非常鲜明的一个角度去书写他底下的东西。然后把自己的角色投入进去，但是这样出来的作品事后我们就会觉得，它在文学上是不堪嘴嚼的，它通常是没有味道的，它的立场太过鲜明。

而好的文学，好的艺术作品虽然反映现实，也总是要跟现实保持某种的距离，这个距离不是为了故意冷漠，而是为了要制造一个反思的空间，文学跟社会运动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比社会运动里面应该突出更多的声音，哪怕是你所反对人的声音，都把它突出出来。甚至他在想什么，他的感情世界是什么，你都要有某种同情的移入。所以说在这本集子里面，我们就看到李维怡身为一个作者的两难处境，在这本集子里面有时候她写警察，我觉得是写得相当的动人。

例如说它里面其中的第一篇小说叫《蹲在屋角的鬼影里面》，她写到一个女警，这个女警她是偶尔会在一些抗争运动，这个警察维持秩序，要防止这些抗争着向政府做出挑战的时候，她会在那些人群里面看到些她认识的朋友跟亲戚。然后这个女警，有时候呢，这个故事里面的女警原来她还怀孕要堕胎，跑去一个黑市的堕胎医生，居然碰上了一个平常那种要被警察去抓的那种妓女，然后双方聊起来建立起关系。在这一刹那，李维怡好像走进了她平常，日常运动里面遭遇到的对立者的身子里面，尝试从她的角度来看，她这个作为常人的感受是什么。这个也是李维怡常常强调的，要放下自己成为他人。同样的对于社会运动跟弱势群体的关注在这本书里面常常让我们看到，就是你怎么样放下自己，进入那些我们平常说的社会边缘人的角色里面，进入到那些有抗争需要的人里面，你放下自己成为他人，这个过程不只是在运动里面要存在，在写作里面也同样是一个金科玉律，在这一点上，这个两难好像又有某一个层次的共通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