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1月12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接着说杨宪益先生的英文自传《WhiteTiger》，《白虎星照命》。那么杨先生在英国的时候，一方面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个有钱家的孩子喜欢玩，读书实际也不错，头脑聪明，但同时也很关心政治。

他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介入政治活动，比如说加入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那么后来到了80年代之后又加入了共产党。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人很奇怪，他虽然那么早的就介入政治活动，但一直保持一种天真，从来不像是个真真正正的能够搞政治的人。

那么反过来，他反而很敏感地注意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说举个例子，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他当年去德国的时候，去德国旅游，有一次居然同场被希特勒，是在同一个公开场合底下。而且他观察到当时德国纳粹兴起之后，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充满了狂热的个人崇拜，到处都是元首的照片。当时他觉得非常怪，为什么？因为他是来自中国，以前没见过这架式，不知道个人崇拜原来会搞成这样，直到后来到处看到了毛主席的照片为止。

这本书的后半部讲的就是截然不同的故事，那就是一个解放之后的故事，在解放初期，他在里面提到，他那时候在南京，很多人劝他去台湾，他没去，他留下来，因为他讨厌国民党，讨厌得不得了。留下来，等到共产党进城了，他非常的快乐，为什么？他觉得共产党的人真好。比如说他那时候看到，像柯庆施，当时的南京市长，说柯庆施身为市长，出门居然没有车，常常要不就走路，要不就自己骑脚踏车。

然后看到了陈毅元帅，他就发现陈毅元帅也同样是非常地平易近人，跟平民、老百姓一模一样，然后他在这里就忍不住感慨了一句，他说哎呀，要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也都是这样，那可就好了。

然后呢他就说到，但是慢慢有些事情还是会有点奇怪的变化，比如在50年代初期，他就注意到，那个时候他认识一大堆老外朋友，他太太反正也是英国来的。那个时候，他认识南京一个加拿大领事馆的领事，这个领事收集到了一批商朝的甲骨文物。然后走的时候留给他，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国之重宝，得捐给国家博物馆，直接打电话就捐。结果被他的同事们发现，他同事说你怎么这么做事，这个一定要给政府先报告。他说还得急跟政府报告吗？这么重要的文物，不能让它流失啊。他的同事就说这是老外给你的东西，我们哪知道这是不是趁机的渗透呢。

所以你看这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他就觉得开始出现。然后他在这本书里面特别向他的英文读者们解释，很多人形容中国运动年代最疯狂就是文革，其实这个想法是有点不正确的。因为所谓的文革只是一个不断累计、升温的结果，很多东西是慢慢积累出来的。

那么这里面他又提到他的生活，他的生活其实跟很多同辈知识分子比起来已经好多了，为什么？因为他太太是英国人，他两个都享受了某种外国专家的待遇，吃的、住的跟别人都不一样。但是他这个人，就像我们昨天讲的，就算自己有钱，他还老是想着要怎么样搞一个社会平等的理想国出来。

于是他在这里面又感慨，他说哎呀，我当时已经觉得这是新中国开始有了优势阶级了，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原来不是反对阶级区分，但是为什么像我们这种外国专家，或者很多政府的官员，不是凭级别来界定你能坐什么车，住什么房子，甚至到什么商店去买东西，他对这个始终无法释怀。

后来他就说到，包括他主持的翻译工作，我们这两天特意没有讲他跟他夫人的故事，跟翻译的事，因为这些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很好玩，他说当时他在开始做翻译工作，很多年轻的这些编辑来下命令决定他该要译什么。他觉得他们译得都很奇怪，什么样的文学经典都要先看它的阶级意识、立场背景。

然后有时候更有一些怪事。比方说这里面就说到，当时他想译一个宋朝的鬼故事，是他太太，他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味，可是问题是当时的这些负责人就不准他译，或者译了也不准用。

为什么？这些被毛主席刚刚才说过，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你讲鬼故事，这个当然是要被打倒的行列，所以这个也就是不能用了。

到了1960年，各种运动问话都开始越来越发展炙热的时候，也终于有人过来找他常常问话。那这个问话包括什么呢？就说杨先生，我听说解放前你曾经跟朋友说过，你非常欣赏“狡免三窟”这句话，杨先生说对，因为那时候我要工作嘛，要挣钱，养家，又有几个孩子，所以我要找好几份工作，是这个意思。

然后问他话的那个人，哦，原来是这样，但是这个“狡免三窟”恐怕还有别的意思吧，它的意思是不是包括你可能同时对国民党、共产党，还有外国帝国主义者效忠呢？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事太荒谬了，我说喜欢“狡免三窟”这句话，还能被解释成这样。

杨先生这个人有个特点，就说他非常的乐观，常常带着一个很有趣的眼睛去看世界周边发生的事，虽然在文革的时候，他太太和他一起都被抓起来，怀疑他们是外国特务，那时候也是江青说的。说很多的外国专家潜伏中国很久，表面上来是帮中国，其实是干特务，做间谍的。

包括当时一些老外，这里面提到原来文革的时候还非常投入，但是也被打成了特务，他们被抓去坐牢。那么在这整个文革运动的过程里面，你看到他的身份都很特别，有时候他说他会恐慌、害怕，因为他跟他太太被分别囚禁，他不知道对方怎么样，还会出现幻听。

但是有时候他就说到，比如说批斗他们的时候，他说我最不喜欢自己被单独批斗，因为很闷，但是大伙一起被批斗，还有其他人跟我批斗，我就会觉得很好玩。这么说很没良心，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被批斗得坐飞机。年轻朋友大概不知道什么叫坐飞机了，反正他们坐飞机，他的身体好，他坐得住。他就看旁边的同事坐飞机，总会摔到地上，他觉得这事很逗，很好玩。

包括文革坐牢的时候，他们还玩虱子，就身上长虱子嘛。这个虱子，他们就传说，北方的虱子，无论把它放哪，它都会往北走，他们一群狱囚，试试看真的是不是这样，果然如是。

最后呢，他这里面还提到，到了1989年，他退出共产党。他退出共产党的时候，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来找他，那已经是90年初的事儿。找了他三次，劝他回心转意，他都不听，英若诚跟他说，你看我三顾茅庐，你都不理我，他就说，我哪敢当诸葛亮，你这是来七擒孟获，你多来四次那就够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