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的唯意志论
2009年12月23日 09:41凤凰网专稿 】 【打印共有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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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12月22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我以前一直有个很大的困惑,就是不晓得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后,会变得那么唯心,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说,本来马克思主义,我们都说它是指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它会告诉我们人类的确可以创造历史,但是是在一定的局限之中。历史本身的物质力量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会给人类很多的局限,但是很奇怪在中国,我们却变成意志至上论,我们很相信愚公移山的道理,我们很相信人定胜天。这么样的一种唯心的、唯意志的理论是怎么样跟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这种想法甚至到今天仍然存在,从我们大建水坝,到处的去兴建各种各样大型的建筑,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我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人定胜天。人可以改变自然,自然出了问题,人还能够补救它。这种想法的根源,我在今天继续介绍这本书,《中国与达尔文》里面找到了一个历史的答案。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本书里面,浦嘉珉他就说到严复当年在翻译《自然选择》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汇去翻译它,那就是“物竞天择”。就是透过严复的这种翻译,我们对达尔文有了一个最亲近、最中国化的理解,原来达尔文讲的演化,就是进化,而进化就是物竞天择。

首先,这里面第一个错误,就是一开始我们就把演化理解为一种进化,是一种进步。本来是一种无机的、无目的的、没有价值取向的演化,变成了一个有最终目的地,有一个价值取向的,不断进步的这么一个进化的东西,就混淆进去了。

第二,我们很相信物竞,然后天择。这个自然选择在达尔文的《演化论》里面是个很有争议的想法。因为很多人原来认为,他这个所谓的自然选择是个偶发的、随机的事件,但是在我们这里却变成了,好像是有某种含有神秘意志的东西一样。然后我们还要注意当初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的时候,或者写《原强》的时候,他很强调中国人要怎么样才能强大起来,要团结、要群,我们中国人应该作为一个种群去跟别的这种种群或者种族互相竞争。

可是在原来的达尔文,或者在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里面的主流,像斯宾塞他们原来强调的是社会内个人跟个人的竞争,在《演化论》的框架里面原来也指的是个体跟个体的竞争,但是到了中国,我们却开始强调它是个群跟群的竞争,而个体竞争里面包含的那种,很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就消失在中国版的达尔文主义里面了。

然后,我们还要再看一个问题,就是过分强调进步、人民斗争、西方的力量,以及知识、意志和道德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以只要得到宇宙动力的支持,严复不是播下了,至少也是培育了大多数,将会在毛泽东的个人思想里生根发芽的争端。确实严复异常重视思想力量,这有助于中国人将来更加相信这种说法。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

这里面就开始看到一个端倪,就是中国人本能上,或者骨子里有一种的唯意志论。这种唯意志论就再次巧妙的混合了达尔文,本来达尔文哲学对中国人来讲很不利。因为如果真讲物竞天择,当年中国是那么弱,中国人本来该完蛋的、该输掉、该被淘汰的。中国凭什么能够胜过人家呢?这时候凭的东西只有一样,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有精神、有意志,而且团结。所以特别夸大的强调这种思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

我们看一看即便是鲁迅,鲁迅在当年曾经写过一些水准相当高的介绍达尔文思想跟《演化论》的文章。可是在1927年4月8日,他在黄埔军校一次演讲里面,他居然说,“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和猴子是没有大两样的,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但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是因为猴子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走路,也许真有一个猴子站起来是用两脚走路,但是许多猴子就说,我们的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它们不但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人类就不然,他终于站起讲话,结果他胜利了。”

你看鲁迅居然把演化的关键想像成是你肯不肯、愿不愿,是个意志的问题。他赋予了猴子一个像人类一般的意志思想,然后认为人类跟猴子区别是因为人类愿意成为人,而猴子不愿意成为人,这是个很奇怪的一个想法。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推论,而且不止如此,当年的学者或者革命家,就把革命也理解为一个演化的框架,他们认为革命是什么呢?革命就是不断的斗争,推陈出新。既然革命那么符合自然的天理,也就是物竞天择。所以革命也是自然的,因此他们把革命的合法性,树立为一种自然上的合法性,就是用自然来保证革命是正确的。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观点慢慢的结合,经过中国几十年各种各样的主张,有时候是敌对版本的达尔文主义,但是至少达尔文成为一个共同的语言,关于达尔文的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解,就是相信国家跟国家之间必然竞争,族群跟族群之间必然竞争,大家要不断的革命才能够求取进步,而进步的动力来自于你的意志。这种种条件,就铺排下了下一个阶段的思想引进,那个就是马克思。

浦嘉珉认为,达尔文在中国的引进,等于为后来的马克思铺开了一条道路,这本来也不奇怪。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一向都认为马克思跟达尔文是可以相提并论的。达尔文说明的是自然界里面的演化原则,而马克思则说明了社会里面的演化原则。然后我们就能够看到后来毛泽东怎么样再把这种版的达尔文主义跟马克思归结在一起。

比如说他就认为,毛泽东就把列宁主义归结为一句话,“造反有理”,然后造反有理在这里面的意思,就是隐隐约约的解析了以前讲的达尔文的《演化论》。然后他认为毛泽东的思想非常合适与达尔文的中国化,他拥护受压迫者,告诉他们,历史站在他们这边,告诉他们有志者事竟成,他提供了一个国际敌人来为中国的所有困境负责,从而免除了中国人民对中国衰弱的一切负疚感,并且把所有罪责都集中到国内少数群体,以及国外的少数群体。因此中国人民能够获得一种朋友遍天下的保证,最后我们还能够消灭我们内部的敌人,因为他有碍于我们中国人种的一个进步,跟一个完美社会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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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孔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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