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2009年5月22日《开卷八分钟》节目

梁文道：我们平常谈“五四运动”，常常会讲到那个时候的学生们，如何的激情，上街演讲。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学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也就是说，你如果学生平常老是待在学校，好好的上课念书，他怎么会突然想到要上街，而且用演讲的方面去跟老百姓沟通，跟他们站在一起，想要推起一场爱国运动呢？这一切的背景是怎么来的呢？

我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出自一本书，这本书就叫做《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作者是罗志田教授。他现在是北京大学的历史学系教授，是一位研究中国近代史跟思想史有名的学者。这本书里面包括的文章内容相当多，光是谈到五四前后的东西就已经有两篇文章，而且写的很长。但是我今天在这里，特别想给大家一起来看看这里头其中一篇，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他写了一个常常被人忽略的东西。

《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

那么他这篇文章叫什么呢？这篇文章就叫做“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希望与失望的挫折”。五四运动前一年，也就是1918年，为什么五四运动的前一年特别值得谈呢？我们要记得1918年发生什么事，我们都知道五四运动的起源就来自于大家非常不满当时巴黎和会的结果。居然把我们的山东要秘密的交给日本，也就是说直接从过去一个德国他作为一个战败国，它手中侵占了我们山东的权益，转交给一个所谓战胜国，就是日本。我们中国的面子在哪里呢？我们中国难道不是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吗？

虽然说来可笑，我们其实没怎么参战，就是派一些劳工团体参加，但好歹我们也叫做站在胜利那一边，怎么能够就这样子把我们的山东交给日本人呢？但是回看1918年的时候，当时欧战结束，大家是非常高兴得，大家都觉得自己有莫大的光荣，躬逢其盛。当时北京各界是天天有各种各样的游行跟庆贺，但是这里头，也有一些人是比较理性的。

我们看看这里头就讲说，当年积极参加庆贺的李大钊便在反思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的活动，多少有些强颜取媚，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当做自己的光荣，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和协约国战胜德国，我中国毫未尽力，不便厚着脸皮来参加，这话是陈独秀讲的，陈独秀拒绝去参加这种活动，这个也挺好玩儿的，我觉得。

然后我们再看看，当时反正中国人是抱着莫大的希望，对于未来，就觉得中国现在就已经打胜仗了，中国好像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尤其是中国人对美国人充满好感，美国当时的总统威尔逊，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总统，叫他威尔逊大总统，他提出国际平等，各个民族自主等正大光明的宣言。所以大家都认为，威尔逊，在欧洲，他们去参加巴黎的和会，他们去搞这些会议，到了最后，我们世界一定太平，世界一定大同。

而当时相信世界大同的人是非常多的，相信世界主义的人是非常多的。我们今天总觉得五四前后是一个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往往容易忽略了，当时还是世界主义很流行的时期，就很多的学者、知识分子跟年轻学生，都不认为自己一定只要做个中国人，他们同时还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

比如说我们看看，这里头像李大钊他就有一个关于世界大同的构想，什么意思呢？就说中国各个阶层，各个社群，首先组成横的联合，然后各个行业都有联合，乃至超越国界、种界，而加入世界大联合，和全世界而唯一大横的联合，在这一大横的联合中，各个个性都自由，都平等，都相爱助，这就叫大同。

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发起我们电视主持人界，全国的电视主持人界，我们横向联合，跟着和全世界电视主持人横向大联合。然后你各行各业，我们都这么来大联合，到最后这个国界就不重要了，然后我们真的是各种阶级兄弟，大家一家亲了，这么世界大同法。

那么由此可见，这想法现在有时候听起来很可笑，很单纯对不对，但是那时候就这么弥漫着一股很强烈的乐观的气氛，所以才会使得大家简直近乎于妄想的幻想，又比如说当时还有一个好事，是什么好事？我们知道过去中国军阀搞了那么久，打了那么久，总算选出一个文人当总统就是徐世昌。

这个徐世昌当总统，也是给当时很多人一个莫大的希望，由于他是一个文人当总统，乃至于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世界不用再打仗了，因为以后有什么搞不定就开会。全都是和平解决，因为这是欧洲战争胜利之后，一战胜利之后，大家过于乐观的想法。

所以像梁启超这种，过去强调要富国强兵的人，现在居然说什么要裁兵，该要裁军了。跟这个徐世昌总统，上书说，现在不要尚武了，现在中国人要爱和平，轻武力，回到我们过去的传统了。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后来很快的大家就失望，1918、1919不到半年时间，整个希望就落空了，忽然之间大家发现威尔逊总统他可能是无能为力做到他想要做到的事情，甚至大家开始怀疑他是不是言而无信。

为什么大家以为的世界和平，到了最后，或者是世界大同，原来还是你们那帮强国，自己关了门去决定我们这些弱国的利益，我们的权益，为什么还是你们在搞你们那些事，把我们置于何地呢？所以梁启超稍后总结说，时人因为民国以来，所希望的渐渐都落空，渐渐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旧心理绝不能适应新制度，乃要求全人格的觉悟。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气氛背景，从极度的乐观到极度的失望、失落，就会促成，像我们前几天所讲的，那种要全盘的改变中国，那种救亡的欲望，达到一个更强烈的程度，就会出现这个事。此外，我们的学生们这时候也更加能上街。因为原来在庆祝1918年一战胜利，他们就在蔡元培校长的鼓励下，北大学生们就已经出来上街，跟大家讲世界大同。那么现在五四了，出来讲，要怎么样在世界之中，救中国呢？这是一脉相承的事情了。

《开卷八分钟》凤凰卫视中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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