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们前天和昨天介绍的关于“五四”运动的这些诠释，相当大程度的影响了后来我们今天对“五四”的很多的看法。这看法包括什么呢？首先有人会觉得“五四”后来的走向相当可惜，就是“救亡”压倒了“启蒙”，那么使得“启蒙”原来讲的理性、自由、民主等等的东西，就好像被压制于一个“救亡”的现实政治需要之下，而渐渐的被人淡忘了，或者被压抑了。另外一条路就是认为“五四”这种激烈的反传统运动，它其实恰恰是中国传统思维的结晶。而且它这个反传统的结果，会带来很多的恶果，使我们忽略了原来我们中国过去传统有多少东西可以留下来，可以创造性的去转化。

那么这两种思路都变成一个相当的有影响力的，在学术界，在文化界，很多人都认同的一个想法。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叫做《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呢，就是想对刚才我说的这些说法提出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一个意见，那么我们作者是杨念群教授。

杨念群教授是我们中国现代非常有名的一位历史学家，做很多社会史和区域社会史方面研究。那么然后也努力的推动新史学，目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那么他在这本书里面，这本小小的比较薄的一本书里面，他就提出了一个说法。他说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对于“五四”的这种叙事学，就是说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民主主义式的救亡理念和社会改造运动，压抑了个人解放的顺利实现，并且最终导致“五四”启蒙运动的自我瓦解。

那么这种做法就等于把社会改造跟个人启蒙呢，或者个人解放对立起来。那么他认为这个说法不大对，为什么？因为这个说法明显是受到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种影响，不一定适用在当时的中国的现实。

那么当时中国现实是什么呢？很可能“五四”一开始，我们不能够把它以为？因为刚才我们前两天说的那种说法，都好像假设“五四”本来是讲个人启蒙。但是杨先生就认为不一定是这样，说不定一开始救亡或社会改造，就相当重要。

然后第二他就认为，他在这儿回应了我们昨天讲的林毓生教授。林毓生教授讲的是一个中国传统的一元化的思维方法，把什么事儿都搞成一团，就认为他们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把这个说法认为是个儒家的一个上下几千年的一个说法。杨念群先生，过去是做过地区的儒家群体研究的，因此对这个问题就很敏感了。他说“道德教化律”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林先生讲的那种规律，连续涵盖整个中国历史上知识精英的思维，是有效的吗？这样做的风险首先是必须承认儒学普遍化到可以时时不间断的发生效用。而且是在任何，全国任何范围，任何朝代那种儒家的影响，让我们想东西寓言化的想法，这种作用都是持续存在。那么这当然在方法上是很难说服人，很难站得住脚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提出这两点质疑，杨先生是想有一个新的一个说法，要指出来。那么他就认为我们不能够以为个人启蒙就是“五四”的一个基本主题，也不能够认为这种激烈的反传统的，就是“五四”最大的，而且还认为它是一个儒家思想的一个影响。那么他认为怎么样？他说“五四叙事学”对思想史分析的过度依赖，就是过度依赖，就像我们前两天讲的，都是一些对思想人物，知识分子思想的这个变化做思想史研究。那么他认为过去对“五四”的这个讨论，太依赖这种思想史了。那么因为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以往是把“五四”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从边缘走向主流的契机这种意识形态的解释，心存疑虑，所以刻意强调“五四”追求个人主义。

也就是说他认为为什么我们这两天所讲的那种对“五四”运动的诠释，在这几年会比较受学术界的欢迎，是因为大家都有意、无意的想要离开这种最官方的对“五四”的诠释。最官方的诠释它当然是政治化的。当然是强调了共产党就是怎么样建立在“五四”的遗产上面？

那么这种说法当然会让大家觉得好像有所怀疑，要有保存，要有距离，于是就提出个人解放的重要。

那么杨先生自己想说的是什么呢？他认为要把“五四”的研究社会史化。什么叫社会史化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要研究一下在“五四”整个运动里面，“社会”这个字眼，是怎么出现的，怎么样成为大家关心的对象，大家为什么要讨论社会。第二就是要关心“五四”运动发生的这么一些社会的背景。

那么好我们先来看一看，到底他第一个问题讲的是什么意思？他所说的就是这样，一般过去我们就说“五四”是喜欢有一个思想文化的关注，“新文化”运动，后来有政治关注。但是他认为“五四”有很强的社会关注，什么意思呢？假如说你认为“五四”跟“新文化”运动要解决的就是大家思想上的枷锁的话，那么这是一种主张。另一种主张就是认为我们要赶快改变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重新建立一个最好的政治制度，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主张。

但是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条道路，就是社会改造。而所谓的社会改造是什么意思？社会改造就是比如说做一些新的教育的实验，农村改造的实验，男女的平等等等等，就是社会上的小实验、小改变。他认为“五四”的时候，其实有相当多这种东西的存在。

那么然后他在这里面特别强调了毛泽东跟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出现，跟这个，跟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对社会重视的关系是什么？那么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认为，毛泽东是湖南人，他在湖南他们当时湖南第一师范一帮同学，组成了一个学会，叫新民学会。

这个新民学会在整个“五四”运动里面是很边缘的，主流那帮人讲的都是思想或是政治的大改造。那么这个新民学会讲的却是一种行动派的东西，非常实际的社会改造。那么他认为，这样的东西在后来慢慢的反而成为了主流，特别的有力量。但是这些人搞的社会改造，就是要改造中国农村传统的一些机理跟组织方法，那么这个东西呢，却造成一个杨先生认为有点灾难性的后果，就是因为中国传统农村真正的它原来的行之有效的各种的做事的方法，社会组织都被瓦解掉，那么现在还剩下什么呢？

《开卷八分钟》凤凰卫视中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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